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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卫:《从晋绥走出的新闻理论大家甘惜分》
2019-05-20 15:59  

从晋绥走出的新闻理论大家甘惜分

内容提要 作者回忆了自己与我国新闻理论大家甘惜分的交往,探讨了甘惜分的新闻理论贡献同其晋绥时期的经历之间的关系、《晋绥日报》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并总结了甘惜分从新闻人成为新闻理论大家的四个方面。

关键词 甘惜分 新闻理论 贡献 晋绥日报

□ 文/郑保卫

我从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为甘惜分老师的学生,1978年在毕业8年后又考回中国人民大学成为甘老师名下新闻理论方向的研究生,2002年作为引进人才回到母校工作,再次成为甘老师的同事。可以说在甘老师教过的学生中,我是同他保持交往时间最长的学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同甘老师常常会像朋友那样倾心交谈,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甘老师常常会把他对时局和新闻界的看法跟我交流,把他的苦恼和思考同我探讨,我也会直率地向他坦诚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相互间是师生,更像是相知的朋友[1]

在我们的交谈中,甘老师曾多次谈起过他当年在晋绥时的情况,因而使我知道了他是从新华社绥蒙分社(属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分支机构)转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工作的;知道了当时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同《晋绥日报》社是一套人马,但工作有分工,他主要担任总分社的编辑;知道了他编写的许多稿子都是在《晋绥日报》或《解放日报》发表的;知道了这期间产生巨大影响的刘胡兰英勇就义的稿子,就是经他编改后发到新华社总社,刊发在《解放日报》上的;知道了1948年4月2日他在晋绥兴县蔡家崖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现场聆听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知道了他后来曾经写过多篇这一时期战斗生活的回忆文章……

在交谈中,我感觉得到甘老师对晋绥始终怀着深深的情感,看得出晋绥那段经历在他一生经历中的分量很重。

甘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新闻理论大家,他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长达60年,为我国新闻学科理论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觉得可以用以下两个身份来概括和评价甘老师一生的新闻理论成就与学术贡献:一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奠基者”。甘老师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党报理论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这本书无论是在我国新闻学术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都是一部至关重要的,起到奠基性作用的理论著作。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开创者”。甘老师1938年到延安,期间曾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后来被组织上分配到贺龙所领导的八路军120师担任政治理论教员,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1954年,为充实高校新闻师资队伍,时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主任的甘老师,被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担任新闻理论教学工作,当时他就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新闻教学、改造新闻理论”,并以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一理 念。

此后在长达60年的教学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闻教学和理论研究,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领军者。他带领老师同学组织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论著;撰写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学术论文。

特别是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大学得以复校之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上。那年他首次招收研究生,确定的研究方向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我和童兵有幸成为甘老师名下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在他指导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并从此在这个领域与他并肩战斗,为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为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科研积极工作。

在提笔为吕梁学院的青年学者常志刚的书稿作序时,我首先想到,作为新闻理论大家的甘惜分,同晋绥时期年轻的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记者甘惜分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简言之,后来甘老师的新闻理论贡献同他晋绥时期的经历是什么关系?从志刚的这部书稿中,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志刚的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题为《甘惜分的晋绥记忆与晋绥研究》,收录的是甘惜分老师回忆和研究晋绥的文章;中编题为《甘惜分晋绥时期的新闻作品》,收录的是甘惜分老师晋绥时期采访或编写并发表在《晋绥日报》上的部分新闻作品;下编题为《从晋绥一路走向新时代》,收录的是有关甘惜分老师晋绥时期活动的媒体访谈文章,以及甘老师研究新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几篇文章。

上述这三部分内容,对我们认识甘老师晋绥时期的新闻实践与其后来成为新闻理论大家的关系都有帮助。特别是书稿的开篇,志刚以《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及其新闻观的发端》为题写的前言,更是对此作了深入分析和详尽阐释,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思想导引。

正如志刚在书中所总结的:甘惜分在晋绥工作的十年间,从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探索,到后期参与媒体的新闻实践,无论是作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记者还是编辑,都是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与具体的新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甘惜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理论探究,与其早期的新闻工作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

我想,甘老师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新闻理论大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晋绥的十年经历却是最重要的,并且是决定性的。这从他晚年对十年晋绥生涯念念不忘的真情回忆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我认为,甘老师对晋绥时期的回忆与念想,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这里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青春时光和战斗岁月,更是因为这段时期的新闻实践对他后来从理论上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经验,建构党报新闻理论框架及其知识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志刚研究认为,甘惜分老师在晋绥边区完成了“三重”角色身份的转换。即从八路军120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员,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绥蒙分社记者,再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而晋绥时期的宝贵经历,为甘老师后来“在解放区新闻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志刚还认为,在甘老师晋绥时期的新闻实践中,“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指出,这一时期:“他对报纸的地位和作用,对报纸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对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舆论的功能作用等,都已有了初步的理论思考与判断。”

上述观点及其相关分析是有道理的。的确,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关于党报地位和作用问题、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问题,以及新闻真实与新闻舆论问题,都是后来甘老师建构党报新闻理论框架及其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他反复强调新闻理论要注重研究新闻与生活的关系、新闻与群众的关系和新闻与党的关系,强调党报要坚持做党的喉舌,宣传好党的政策主张;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走好群众路线;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贯彻好实事求是精神;要重视舆论工作,做好对社会与公众的舆论引导等。这些都说明,正是晋绥时期的新闻实践为他后来的理论总结与学术思考提供了坚实基础。因此,我们今天要探寻甘惜分老师的新闻观及其理论贡献,需要从甘惜分晋绥时期的工作经历中去探源寻根。

志刚把研究甘惜分老师晋绥时期的新闻实践与理论探索,同他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的《晋绥日报》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事半功倍、一举两得的效果。《晋绥日报》是当时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延安时期解放区地方党报中贯彻中央党报思想的典范。在晋绥时期,甘惜分老师经历了1946年《晋绥日报》由《抗战日报》更名,到1947年的“反客里空运动”,再到1948年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几次重大事件,使他对战争年代解放区的党报工作有全面了解和独特思考。无论是成绩经验,还是问题教训,对他来说都是一笔宝贵财富,他都注意从理论上去总结,并由此对研究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思考。他曾坦言,“就像我这样的人,原来是新闻工作者,后来长期在学校工作,深感新闻工作联系实际之重要,也深感新闻学理论研究之重要。”[2]

正如志刚所说的,对于甘惜分老师来说,“没有年轻时晋绥新闻实践积累的经验,就很难成就晚年他在人民大学的新闻理论研究。特别是甘老师自己所做的晋绥新闻事业研究,就很好地佐证了他对新闻与历史、新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独特论述”。

甘老师很善于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升华。例如他在回顾当年《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时,就曾提出要认真总结“反客里空运动”中“左”的教训,并认为这一时期,党报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左”的问题,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东西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也是他在晚年反复强调要重视研究极“左”思潮对党的新闻工作影响的缘由之一。

《晋绥日报》当年在解放区新闻界有很大名气和独特影响,一是因为报纸1947年的反“客里空”运动在解放区出了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二是因为毛泽东的谈话带来的重大影响。这个谈话不仅成为毛泽东新闻论述中的力作名篇,同时也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进入成熟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晋绥日报》自身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上的重要地位,加之它对于甘老师一生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创造的重要性,使得我对《晋绥日报》有着一种独特情感。所以,当2016年志刚把他在研究《晋绥日报》过程中搜集到的甘老师发表在《晋绥日报》上的新闻作品送给我看,并邀请我到吕梁访问考察时,我欣然允诺。

2017年5月,吕梁学院晋绥新闻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文老师邀请我到吕梁讲学,并安排我到兴县考察。在刘守文老师和志刚的陪同下,我来到当年《晋绥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旧址,并且见到了当年甘惜分老师工作和居住过的窑洞,这让我激动不已。

通过这次考察,我真切体会和感受到了甘老师为什么长期来会对晋绥时期的这段经历念念不忘?为什么《晋绥日报》会如此受到新闻界,特别是新闻学术界的青睐和关注?这是因为,当年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晋绥日报》不但以其丰富的新闻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而且还孕育出了一种传承至今的革命传统与红色精神。

1988年,甘惜分老师在他的一篇文章《重温主席谈话,改进报纸作风》中,对这种传统和精神曾经做过如下总结:“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奋斗不息的传统,艰苦奋斗的传统,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传统,发动全体人民支持新闻事业共同办好报纸的传统[3]。”此前,1985年,他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文中还做过这样的表述:“《晋绥日报》在《解放日报》的影响下,与其他兄弟报纸一起创立了解放区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个优秀传统,用一句话说完,就是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一切。”[4]我想,这些就是《晋绥日报》所孕育出的革命传统和新闻精神,也是《晋绥日报》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

为了告慰甘惜分老师等当年在晋绥新闻战线上工作过的先辈,同时也为了激励后来者继承他们的遗志,传承他们的精神,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繁荣发展,在我的提议和策划下,由教育部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山西省晋绥文教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吕梁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70周年暨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于2018年3月31日-4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到会的有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有来自山西省晋绥文教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包括几位当年《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后代,还有甘惜分老师的一些学生,大家聚在一起,重温毛泽东谈话的深刻内涵,回顾《晋绥日报》的革命传统,缅怀老一辈新闻人的高尚情操,感觉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升华。

看完志刚的书稿,我在思考,从晋绥走出来的新闻人中不乏名人名家,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的成为新闻单位的卓越领导者,有的成为中央媒体的著名记者编辑,为什么唯独甘惜分老师会成为新闻理论大家呢?

我想主要应该得益于以下四方 面:

一是甘老师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甘老师在延安抗大和马列学院专门学习过马列主义,在晋绥他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员的身份开始接触新闻工作的,因此,他善于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观察和解决新闻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表现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这是他后来建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和开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石。例如他曾不止一次地反思由《晋绥日报》发起,影响波及整个解放区的“反客里空”运动,并辩证地分析其得与失,就显示出他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二是甘老师晋绥时期丰富的新闻实践积累。

甘老师晋绥时的新闻实践虽然是从头起步,但他勤奋好学,善于积累经验,逐渐掌握了一些新闻工作规律,并善于将解放区的新闻工作经验,结合自身新闻实践加以提炼、概括和总结。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晋绥时期这段看稿、改稿、发稿的时间里,他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很快便从新闻外行转为新闻内行,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新闻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建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和开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例如他1947年2月根据《晋绥日报》刊发的一篇刘胡兰英勇牺牲的报道所改编的新闻稿,标题使用了刘胡兰牺牲时面对敌人铡刀的慷慨话语,全文文字从465字压至355字,删减了几个形容词,使此篇新闻稿相比原稿增色不少。这一生动案例就为他后来反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增强新闻敏感,要注意改进文风等业务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是甘老师新中国成立后独特的从教经历。

1954年,甘老师被组织上从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重庆)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从事新闻理论教学,这是他实现由新闻工作者向新闻教育工作者转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新闻理论大家提供了不同于其他晋绥新闻人的关键性条件。特别是他一进北大,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新闻教学、改造新闻理论”,表现出他明确的理想抱负,和由实践向理论拓展的学术志向。由此开始,从北大到人大(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前后几十年任教过程,甘老师一步步向新闻理论的学术殿堂迈进。

四是甘老师持之以恒的学习精 神。

甘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新闻理论大家,同他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密不可分。甘老师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还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读书看报,就要学习思考。他的那句豪言壮语,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战士战死在沙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在书斋也是光荣的。”

每次我去他家,都能看到他伏在案前,或是看书写作,或是挥毫练字,他是那样地珍惜时间!粉碎“四人帮”后,趁着科学春天的到来,他决心要把十年“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至今还记得1978年他在给我们首届研究生班8名同学上新闻理论课时说过的一句话:“我真正的学术生命是从现在开始的。”那年他已62岁,他是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来书写新闻学研究的宏伟篇章。他说到做到,短短几年工夫,就完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作“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奠基之作”的《新闻理论基础》(198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一书。

2015年元旦,我去甘老师家给他拜年,他赠我一幅字“立足中国土 请教马克思”。这一年甘老师已进入百岁之年,我也已年届70,我体会得到,甘老师这是在勉励我,同时也是在激励自己。他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牢牢站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继续去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繁荣发展中国新闻学再做贡献。只可惜,一年后,即2016年1月8日,甘老师在即将迎来他100岁生日的时候,走完了他丰富多彩,不断革命、求索和前进的人生道 路。

甘老师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他的思想理论成果依然在教育和引领着一代代新闻人。正如志刚在书稿中所表述的:“我们探求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正是为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以甘惜分为代表的晋绥新闻人始终恪守和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续为当今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专业领域内力所能及的贡献。”(作者是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部副秘书长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本文为常志刚《青年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书序,编辑时有删节)

【注释】

[1]《亦师亦友:我与甘惜分老师半世纪的师生情缘》,《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3期。

[2]甘惜分:《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甘惜分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3]原载《山西发展导报》,1988年3月22日。

[4]参见甘惜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战斗的号角——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的回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编 辑 张 垒 leizhangbox@163.com

背景资料

吕梁学院的青年学者常志刚送来他多年苦心研究写成的《中国新闻学的星火——青年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嘱我作序。我知道,这些年志刚利用学校地处当年晋绥地区的地理优势,带着吕梁学院的一些学生一直在研究《晋绥日报》。他们把《晋绥日报》出版以来发表的所有文章分门别类整理出来,然后分头进行专门研究,志刚自己承担的研究甘惜分老师的这部书稿,就是成果之一。作为甘老师的学生,我把为此书作序,看作是进一步了解和学习甘老师的难得机会,因此欣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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