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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教授在《对外传播》第6期发表《直面挑战,构建共识:新形势下中国对东盟传播的再思考》一文
2019-07-21 13:09  

直面挑战,构建共识:新形势下中国对东盟传播的再思考

 

一、东南亚地区的新形势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外商投资来源地,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加。东盟各国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存有争议,但普遍认为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机遇,因此总体响应积极。中国与东盟在旅游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而随着一批“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和开展,中国影响还将持续。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中菲关系的回暖以及2017年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标志着南海局势趋于缓和。

特朗普上台后一度降低了奥巴马时代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表现在经济上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东盟经济形势带来负面冲击;在外交上,特朗普政府叫停了之前美国政府主张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代之以“印太构想”,目前并不涵盖东盟,同时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东盟的多边合作机制不予认同。但是,受中国因素的影响以及东南亚乐观的经济发展形势,美国对东南亚的重视不会削弱。

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竞争的升级导致东南亚战略环境和区域各国的外交决策复杂化,东盟各国以往周旋于大国之间以谋求最大利益的外交策略恐将发生改变,将不得不面临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两难局面。

并且,和以往历史阶段不同,当前中美的竞争性质已经超出了经济层面而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并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美国情报局官员以及一些学者、国际观察家已经使用“冷战”或“新冷战”的概念来描述中美贸易冲突;德国外长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声称,“德国代表着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而“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之外,将会全面体现在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具体到东盟,就体现为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对东盟的影响和争夺。

除了中美之外,日本、印度、俄罗斯等也更加积极和深入地加入到东南亚的区域秩序建构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日本取代美国率领11国在2018年3月8日签订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而印度升级了其“东向政策”,2015年与越南签署了《2015-2020年印越国防合作共同愿景声明》,试图插手南海事务;俄罗斯一直以来以售卖军火为主要手段显示自己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近年来也不断深化其“向东看”政策,2018年11月,俄罗斯与东盟从对话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已经提前进入多极化格局”,而东盟为了抵御外部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带来的种种压力和冲击,进一步加快了一体化进程的步伐。2015 年东盟正式宣布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并力图加强东盟在新一轮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中心地位,同时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的开放原则。

二、东盟各国媒体:复杂舆论的呈现与博弈

据笔者对东盟媒体的观察,它们既有对中国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变化的肯定性报道,有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应项目的呼应,但同时也有对“一带一路”倡议性质的争议——这究竟“是中国通过改变国际和地区秩序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方案,还是为实现区域一体化合作提出的新模式”?如“我们希望推动与中国的关系,但拒绝不平衡的交易”(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18年6月21日)、“一带一路”倡议将“主要惠及中国公司而非外国公司”(印尼《雅加达环球报》2017年3月9日),以及越南媒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向越南转移落后的技术、设备及污染企业,是“中国力图控制亚太各国经济的手段”等等论调,不绝于耳,反映出东盟相当一部分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并未随着经济合作的紧密而增加。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各个国家竭力发挥自身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体现。特别是美国,自“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一直对整个东南亚保持全面而强大的影响。其最近推出的“印太构想”更是“旨在构建一个单独由美国主导并对中国进行排斥的亚太新秩序”,与此相呼应的是近年来美国战略界抛出的针对中国的“锐实力”理论,包含有一整套话语体系,如“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中国“海外干涉”、“间谍行动”、“中国政治渗透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等等,在其对东南亚传播的话语中不时被提及;日本在向东南亚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的同时,早在2006年就提出“价值观外交”,并辅之以全方位的公共外交手段,将媒体、学术界、政治智囊、在日留学生作为重点影响对象,通过当地媒体、双方意见领袖以大众、组织、人际等各种传播方式,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强调日本与东南亚的“同质性”,同时“将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扭曲为一种获取资源、能源而不顾自然环境的‘经济外交’,贬低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侵蚀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的是多元舆论并存也是出自东盟自身的考量,是其长期以来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结果。权力不对称关系下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充满担忧和疑虑,加之东盟一些国家仍然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议,它们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使得南海问题的解决更具有不确定因素,因此引入区域外大国以寻求某种平衡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近年来我国对东盟的传播不断增强并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在媒体合作平台建设、影视作品出口等方面都有较大进展,东南亚各国的官方媒体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多有正面和积极的响应。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就不无担忧地指出,虽然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强大,但“美国的这种存在并未得到东南亚媒体的深刻认识或报道。相反,中国的存在与影响力却显得无处不在”;就信源而言,从英文通讯社、媒体的总体数量、发展历史以及影响力看,中国不占优势是自然的。但目前这种状态正在得到改变,我国新华社、《中国日报》以及中新社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东盟媒体的信息来源。

但在纷纭嘈杂的舆论场中,中国的声音尚不够响亮和坚定。笔者认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有二:一是传播中整体处于守势甚至是“失语”状态。无论是对西方信源中日趋增多的对中国的误读、误判,乃至有意的歪曲和不实的指责,还是东盟对中国的种种担忧和不信任,我们都缺少态度鲜明针锋相对的回应和反驳,缺少及时的阐释和说明以及对话题的主动设置和引导;二是对东盟各国的情况了解不够深入,使得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不强。如对东盟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各国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政治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展与落实后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等等都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使我们的传播对象主要面向政府,其余则较为模糊,内容笼统和流于表面,缺乏说服力。

三、新形势下对东盟传播的再思考

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通道,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因此,及时调整我们对东盟传播的做法,主动回应新的形势变化,显得必要和紧迫。

1.直面挑战,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双方在东盟的意识形态交锋与博弈也日益明显。上文所提到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美国与中国对该区域竞争的成败可能在于信息传播领域”,“美国应当对东南亚开展一场重大的公共外交活动,向东南亚公众宣传美国对该区域的价值观,使其理解和接受。最终,美国需要更努力地讲好自己的故事——而东南亚各国政府和媒体需要更好地认识到美国对于保持该区域持续的活力、增长、安全、稳定的重要性”。而日本多年来就明确提出“价值观外交”已经在东南亚地区付诸实践,“试图从存在意义上否定中国发展方式、发展成果和发展价值”。

对待西方阵营对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围堵,笔者认为,必须改变过去较为保守的做法,以更为主动和鲜明的态度直面挑战。对于一些恶意的歪曲和指责,要勇于亮明观点,进行回应和反驳。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创新代表性概念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新型大国关系”“共商、共建、共享”“亲诚惠容”“互利共赢”“管控分歧”等一整套“中国提法”和“中国概念”,应对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在东盟的影响。

2.传播中国与东盟的共识,破解东盟担忧

一要彰显价值观共识。价值观的冲突与较量是意识形态斗争和冲突的焦点,在这方面,中国与东盟有着良好共识基础。中国儒家精神、“和合精神”与李光耀等东盟领导人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有重合和相近之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人类国际交往价值观与“协商、包容、开放”的东盟精神和东盟方式,无论是内在的价值观还是外在的表述都高度相近甚至相融。因此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应继续坚持彰显这些共同理念,努力寻求双方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

二要夯实经济共识。即继续加强双方由经济合作和共同利益所带来的共识,使之成为深化中国-东盟关系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在全球“压制性回缩”政策以及退出TPP的背景下,传播中国继续坚持全球化以及多元合作、多边贸易的“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思路和“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理念,以及双方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特别是互联互通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同时,就东盟所担心的所谓“债务陷阱”“中国获利多过本国”等言论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并就“一带一路”的政策、项目以及相关情况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减少东盟的疑虑。

三要构建安全共识。尽管“中国威胁论”在东盟地区仍有市场,东盟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南海主权争议等等使得双方互信不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和东盟都有共同维护地区(包括南海)安全、秩序与稳定的共同需求,也都愿意为此积极协商和付出努力,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由乱向好”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应以2018年5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为指导,多传播双方对安全机制的建设、协商、合作以及所取得的成效,管控争议,增信减疑,为“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构建安全共识。

四要加强文化共识。东盟很多国家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其文化中有大量中国元素,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的华人华侨,语言和生活方式,甚至宗教信仰的相同相近,使得中国与东南亚两国民众在心理和情感上都更为亲近,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产品更容易被东南亚各国接受的原因。目前双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文化产品的针对性,使之更契合东盟各国文化的审美与接受方式,同时还可借鉴美、日、韩等国文化生产和输出方式,使我国的文化产品更具现代性、创新性,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文化在东盟的影响。通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增进文化共识,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进一步开展对东盟国家的研究,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东盟内部国家众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宗教文化各不相同,与中、美、日、俄等大国的关系以及东盟内部各国间的关系和利益诉求点各不相同,同时东盟又在进行一体化建设,在区别了解个体的同时还要考虑东盟作为整体的利益诉求和维护其成员国之间的团结,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构建对东盟传播策略的难度和复杂程度。

目前我国对东盟的传播在官方层面已经取得可见的成效,下一步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东盟情况,了解各对象国话语权主体(如学者、社会组织、民众)的构成,以及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点,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在传播主体中多引入包括国内专家、智库、外交人员,东盟以及西方对我国友好人士等意见领袖的观点和看法,提供具有不同视角、有深度的意见,这样既可以淡化传播中“自我中心”的官方色彩,使之更符合东盟民众的接受方式,又能有效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东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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