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光荣在党五十年 初心不改永向前
——在人大新闻学院“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的发言
很高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参加今天的仪式。很感谢学院党委书记张辉锋同志为我佩戴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50年前加入党组织，60年前考上人大新闻系，可以说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与“追梦新闻六十年”是交织在一起的。“为党工作、为国尽力、为追梦新闻奋斗”，是我80年人生经历中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
我是1974年在大连五十六中入的党，人大新闻系毕业生怎么当了中学老师？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一）
1945年我生在山东，但我的中小学时代是在福建度过的。我追梦新闻的理想扬帆是在这里，也正因为此，福建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记忆。
1964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我从福建漳平一中高中毕业，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人大新闻系，从此开始跨进新闻专业大门，踏上了长达六十年的追梦新闻之路。
大学生活紧张而又愉快，我和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学习。细心听课、广览书报，相互交流，热烈讨论，成了我们每日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1965年，新华社投资20万元与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经过报名和审批，我们20名同学成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第一届新闻摄影专业学生。当时除了课堂学习外，课余时间我们总喜欢挎着相机四处拍照，那时人大校园里常常能见到我们的身影。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同学们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在闹哄哄的“大革命”中，我们送走了一年又一年，转眼间到了该毕业的1969年。我们盼着早日离校参加工作。没想到上面又让我们这届学生推迟一年毕业，留校继续搞“斗、批、改”。
总算熬到了1970年，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时毕业分配已经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根据那时的规定，中央直属单位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我被分到了辽宁大连。原本想到大连能从事新闻工作也可以，但当我兴冲冲地来到大连报到时，却再次失望。按照当时辽宁省“文理科毕业生都须当教师”的规定，我被分配到大连五十六中当了中学教师。没想到，在这里一干就是八年。虽然这期间，也曾有过几次离开学校到党政部门和新闻宣传单位工作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如愿。
在大连五十六中工作的八年，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心里有些失落，但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我的工作很投入。那些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这期间，1974年夏天，我还受市里委派担任带队干部，带领大连五十六中王冬梅等知识青年到辽宁省昭乌达盟（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查干公社红旗大队插队，在那里同牧民和知识青年们一起放牧、收草、种菜、打井、捡牛粪，经历了一年草原牧区生活的艰苦锻炼，留下了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但即使这样，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还在学校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另外，有时我也为新闻媒体写些稿件，有的稿件还被《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刊发和播出。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理想。
（二）
机会终于了！1978年春天，母校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1973年人大停办后，新闻系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建立的新闻专业要招收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我好几夜没睡好觉。我想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报考研究生。
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副校长，工作很忙，因此只能尽量安排好工作，抽空学习。在仓促准备的情况下，我匆匆参加了考试，然而没想到竟然顺利通过了初试。6月底，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
幸运的是，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学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而复校后的人民大学决定扩招研究生。这样，1978年10月我荣幸地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研究生，由此开始了我筑梦北京，为实现新闻理想而继续奋斗的新阶段。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已经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国追科学，春风正有时”，是那时我们这些研究生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入学后，甘惜分老师给我确定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安排我的任务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创办的世界上第一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报《新莱茵报》。这不但使我对马恩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有了全面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也使我领略到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后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1981年10月，我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辨。在毕业分配时，我虽然很想当记者，但最后还是接受甘老师的建议选择留在高校，走上了新闻教育讲台。当时我想，当记者只是自己去实现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新闻梦”。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和中国新闻学院任教。 在中国新闻学院工作的16年，对我的理论和业务素养提高帮助很大。特别是这期间我被安排到新华社国内部政治新闻编辑室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如何正确把握新闻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切身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1992年，我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从此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由于有着良好的师资和充足的生源，加上平时的严格管理，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质量很好，许多学生被分配到新华社或社外新闻媒体的学生许多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央和省市宣传部门及新闻媒体的负责人。个别突出的毕业生，还被选为全国党代会代表，评为“百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获得“长江韬奋奖”和“中国新闻奖”。作为老师和研究生部管理人员，我真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1998年却决定停办。
当时一些领导希望我留在中国新闻学院转制后的新华社教育培训中心，或是转入新华社其他部门工作，并为我安排了局级领导职务，但是出于20多年来与新闻教育所结下的那份情缘，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新华社。
（三）
正在我面临新的选择的时候，母校又一次向我敞开了大门。2002年春天，在被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人大，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校聘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基地”）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使我登上了全国新闻学术高地。
自此，借助基地这个学术机构，我积极搭建学术平台，策划科研项目，组织校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闻学术研究如何为促进学科建设、传媒改革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学术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同时还以基地主任身份创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为扩大新闻学学术影响，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学界同行的认可。
那些年我先后承担了《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重大课题，先后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等多个领域，一些论文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主编的《当代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新编》《新闻法制学概论》等教材，被多所新闻院校选定为教学用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主讲的新闻理论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程。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作为中央马工程新闻传播学教材编写专家组成员，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工程新闻传播学科首席专家，我主编和参编了多部教材，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等著作。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年出版）一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2014年，我又受聘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首席专家，并承担了主编全国马新观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的任务，该书正式出版后成为全国马新观教育的一部重要教材。
那些年，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我就如何促进新闻教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推动传媒改革、新闻法制与伦理规范，以及加强新闻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受到有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与认可。例如针对学术界有人散布“新闻无学论”，贬低和排斥新闻学，并提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等观点，我认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认中国新闻学的科学性，呼吁要正确评价和积极维护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防止出现传播学冲击和取代新闻学的情况，由此被学界称为“保卫新闻学学者”。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新闻学科理论建设，促进我国新闻学科繁荣发展，2008年我牵头组建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并连续十几年主办中国新闻学年会和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吸纳全国新闻学研究力量共同研讨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推动中国新闻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10年，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提升我国政府、媒体、NGO在国际领域的气候变化传播能力，我代表基地联合乐施会共同创建了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以下简称“项目中心”），正式亮出了“气候传播”的旗帜，开启了我国气候传播研究的进程。
十多年来，项目中心从跟踪研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政府、媒体、NGO的传播效果开始，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NGO在国际谈判平台上做好新闻与信息传播提供了咨询服务。同时，项目中心始终秉持国内与国际“两路并进、双向使力”的理念，为实现气候变化全球共治，推进气候传播在中国，乃至世界真正“形成气候”，在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特别是国际传播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气候传播领域从“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引领者”，展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与尊重。
2009年在时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的倡导和引领下，我以基地主任身份和新闻学院领导，联合全国十几个民族地区新闻院校的老师，发起组建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作为论坛负责人，这些年跟论坛理事会的老师们一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西藏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等校举办了十四届论坛年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编撰了《中国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在我国民族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组建我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和形成我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进行了积极探索。
这些年出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出访过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参加或主持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学术合作，积累了一些对外交流和国际交往的经验，也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例如我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当时已年逾80的老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就成了忘年交。我们与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共同发起创建的“21世纪中俄大众传媒发展论坛”，自2005年起连续在莫斯科和北京举办了10届学术研讨会，在中俄两国新闻学术界都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促进中俄两国新闻学术界友好交往做了一些工作。
2015年在我70岁那年，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到此，从1964年读本科，1978年重返校园读研究生，再到2002年调回母校工作，我前后“三进人大”，在此学习、工作累计有二十多年，从启梦到筑梦、圆梦，在追梦新闻的路上别无旁骛，一路奔走，坚持了半个世纪，想到年轻时所确立的新闻理想已圆满实现，我的心中无限欣慰和愉悦。
（四）
原本想退休后好好调整休息一下，然而没想到2017年广西大学又聘请我担任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兼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我想如果能够再为振兴民族地区新闻教育做些工作，也算是我追梦新闻几十年的一个延续吧。
2017年12月27日，广西大学为我举行了隆重的聘任仪式。当我手捧赵跃宇校长颁给我的院长聘书时，觉得沉甸甸的。我非常感谢广西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发挥余光余热的工作平台，我想这是学校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我想，我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近40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我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经验和资源，以及长期积累形成的一些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做些谋划，在推进学院发展、学科建设、队伍打造和学术攻关等方面，尽我所能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为此我提出了设立“一院四中心”的学科建设思路，即建立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院，下设四个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东盟传媒与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民族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将老师们都整合其中，与相应的教学机构尽可能实现对接与联通，使老师们可以把研究成果用来更好地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服务。
从几十年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培养用马新观武装的，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才，应该是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与最终目标。
基于这一认识，我把坚持和加强马新观教育和研究，作为广西大学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及重要特色，希望通过马新观教育和研究来帮助全院师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为此，我反复强调要做强做大马新观教育和研究，使之成为新闻学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中心环节”与“核心内容”，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专业课程及研究方向，而且要实现贯穿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和实现老师、学生的全覆盖以及所有专业课程的全覆盖。
我提出要毫不动摇地用马新观来统率新闻教学与科研，并希望能够利用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平台，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了营造良好的马新观学习和研究环境，学院组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书屋”，在学生中创建了马新观原著阅读小组，牵头举办了全区新闻院校马新观知识竞赛，申报了我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此外，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我还到全区12家设有新闻学专业的高校新闻院系，给老师学生巡回作马新观讲座。总之，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努力把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马新观研究宣传教育的重镇，为培养牢固树立马新观的优秀新闻人才多做贡献。
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2021年5月我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的身份，联系了人民大学、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 60余所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共同在南宁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把“传颂百年伟业，书写时代辉煌”作为主题词，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来在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和守望公平正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身风云变幻的新时代，处在“两个百年”的交汇点，要继续努力，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开始之时，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次研讨会办得很成功，了却了我40多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一桩心愿，我心里由衷地高兴。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大家尽快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的任务。
我把重大项目作为为党的新闻事业书史，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立学，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的“重大工程”，同时也作为自己40多年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的“收官之作”，要求课题组成员一定要认真负责，力求出精品。由于对项目的定位和要求高，这些年我投入了很大精力用于项目研究，以保证项目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四年时间一晃而过，2021年底我的院长聘期届满。2022年1月4日学院为我卸任院长和从事新闻教育40周年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学院党委书记唐兴在会上传达了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教授在我聘期届满述职报告批示中的一段话：“郑保卫先生四年中践行初心承诺，以院为家，不顾年岁之高，率先垂范，勤勉耕耘，不仅将自身深厚的学术积累毫无保留地以新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方式迸发贡献出来，夯实了我校新闻学科的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而且在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扩大学校学院学科的影响力上特别注重凸显‘西大人’角色和身份，在学术指导和学生培养上特别体现了‘大先生’风范，为推进学院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学校引进杰出学者的优秀代表。”
唐兴书记在讲话中谈到我在广西大学的四年中作为首席专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双立项”，实现了广西大学乃至全广西新闻院系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零的突破”，同时发表了80余篇论文，带领学院老师获得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十多项，提升了学院新闻学科的整体水平，使其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广西大学工作的这四年正好遇到了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纪念日：中国新闻学诞生10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等。从1978年重返人大新闻系读研究生，师从甘惜分老师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的40多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积累了一些知识、经验和成果，这些时间节点和纪念日，正好为我提供了总结和展示这些研究成果的难得机会。
于是，我充分利用这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将自己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所发表的200余篇相关研究论文中，精选出58篇文章，总共90余万字，编辑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一书，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23年10月出版）。在学院和出版社组织的出版座谈会上，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称此书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我想这是对我几十年持之以恒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思想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同时，我又把2004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修订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史》请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还把读研期间与同学合作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重新整理后，联系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组织编写了《列宁报刊活动年表》和《毛泽东报刊活动年表》（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尽了微薄之力。
此外，我还利用几个重要纪念日联合一些兄弟新闻院校，共同举办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学百年暨新闻业改革四十周年研讨会、列宁诞辰150周年新闻思想研究网上笔会、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学术研讨会”，并且都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
我总在想，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能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学术追求融入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宏伟事业之中，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庆幸自己能够目睹我们的党历经百年风雨，领导国家和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壮举。而自己能够置身这一盛世之中，并且能够贡献一份力量，真是太幸运了！
六十年追梦新闻，一路充满艰辛和汗水，也饱含幸福和喜悦！虽然这期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学业被迫中断，耽误了十年大好时光，但我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有幸重返母校读研，并由此走上了新闻讲台，登上了学术高地，开始义无反顾地沿着新闻追梦之路迅跑，因此我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者！
在回顾自己“光荣在党五十年”与“追梦新闻六十年”的经历时，我感觉历史总是那么偏爱和眷顾我，给我的启梦、筑梦、圆梦，包括后来的续梦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与机会，让我能够别无他顾，甩开膀子，为实现新闻理想矢志不移，不懈奋斗！
为此，我要真诚表达对党组织的感谢！我之所以能够做成一些事，归功于党的培养教育和组织的指导帮助。我个人只是很好地利用了组织给我提供的平台做了一些该做的事。今后我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党和人民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今天在座的老师和同学大都是青年党员，我也真诚希望你们能够传承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为党的新闻事业和学校学院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郑保卫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