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从福建漳平一中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今年整整六十年。这期间我“三进人大”，从启梦福建、筑梦北京到圆梦人大，再到续梦广西，经历了60载难忘的追梦历程。
一、启梦福建：跨进新闻专业大门
1945年我出生在山东，但我的中小学时代是随父母在福建度过的，可以说我追梦新闻的理想扬帆和事业起步都是在这里。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理想。记得1961年初中毕业那年，中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是想当记者。我在文中阐述了两条理由：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四处奔波，周游祖国山河，遍览神州大地，记录时代变迁；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百姓代言请命，为社会伸张正义，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这篇作文得分很高，我觉得这是阅卷老师对我职业选择的肯定。1964年我从福建漳平一中毕业，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人大新闻系，从此，跨进了新闻专业大门，踏上了长达六十年的追梦新闻之路。
大学生活紧张而又愉快，我和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希望能够尽快掌握各门知识，学到专业本领。细心听课、广览书报，相互交流，热烈讨论，成了我们每日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尤为幸运的是入学不久，我便被推荐为大学生合唱团成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通过参加演出，使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及其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从而激励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不负时代，永远向前。更为难忘的是，那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盛典，第一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留下了美好记忆！
入学第二年，赶上了系里分专业。当时新华社投资20万元要与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希望学校能为其培养“文武兼备”（既能写新闻，又能拍照片）的摄影记者。经过报名和审批，我们20名同学成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学生。当时除了课堂学习外，课余时间我们总喜欢挎着相机四处拍照，那时人大校园里常常能见到我们的身影。为了尽快熟悉摄影业务，学校还安排我们到新华社摄影部实习。在图片车间，师傅们手把手地教我们，使我们很快便掌握了从冲卷到洗印再到图片制作的全部业务流程，对新闻摄影技能也有了初步了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的专业兴趣，了解了新华社的传统。
遗憾的是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的美好未来时，后来发生的那场运动使我们的大学生活脱离了正常轨道，学业被中断了，毕业分配也受到影响。根据那年的规定，中央直属单位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1970年我被分到了辽宁大连五十六中当了中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八年。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心里有些失落，但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我的工作很投入。那些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这期间，我还受大连市委派带领大连五十六中王冬梅等知识青年[1]到辽宁省昭乌达盟（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查干公社红旗大队插队，在那里同牧民和知识青年们一起放牧、收草、种菜、打井、捡牛粪，经历了一年草原牧区生活的艰苦锻炼，留下了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但即使这样，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总盼望有有机会能够重新实现新闻理想。
二、筑梦北京 迈上新闻教育讲台
机会还真来了！1978年国家恢复高校招生，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并荣幸地被录取为人大复校后的首届研究生，由此开始了我筑梦北京，为延续新闻理想继续奋斗的新阶段。
三年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大家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入学后，我师从甘惜分老师研究新闻理论。甘老师给我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作卡片，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
1981年10月，我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辨。在甘老师的建议下，一心想当记者的我，毕业分配时选择了到大学教书。当时我想到自己当记者只是圆个人的记者梦，当老师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记者梦。毕业后我先是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任教，1986年又调入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工作。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政治新闻编辑室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正确把握新闻舆论导向，实现新闻宣传工作改革创新，有了很多切身体会，增长了许多知识经验。
1992年，我被任命为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从此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由于有着良好师资和充足生源，加上平时的严格管理，中国新闻学院学生质量很好，每到毕业分配之际都供不应求。那些分到新华社或社外新闻媒体的学生许多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央和省市宣传部门及新闻媒体的负责人。个别突出的毕业生，还被选为全国党代会代表，评为“百佳新闻工作者”，获得“长江韬奋奖”和“中国新闻奖”。作为老师和研究生部管理人员，我真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1998年却决定停办。当时中国新闻学院一些领导希望我留在转制后的新华社教育培训中心，或是转入新华社其他部门工作，并为我安排了局级领导职务，但是出于20多年来与新闻教育所结下的那份情缘，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新华社。
三、圆梦人大 登上新闻学术高地
2002年春天，我被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学校聘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基地”）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使我登上了全国新闻学学术高地。后来我又被聘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有更多机会谋划一些全国性学术活动，为新闻学学科建设做更多工作。
自此，我以基地主任和学科召集人的身份积极搭建学术平台，设计科研项目，组织校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闻学学术研究如何为促进学科建设、传媒改革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学术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同时着手创建全国性新闻学术研究机构，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理论研究著作，为扩大新闻学学术影响，提升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学界同行的认可。
2004年，我受教育部委托率团到加拿大成功取得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举办权，两年后顺利主办了“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扩大了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005年，我和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雷跃捷教授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建立了由两国三校共同主办“21世纪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学术研讨会”的会议机制。此研讨会后来连续举办了十届，成为中俄两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学者开展学术合流与合作的专业平台；
2008年，我以基地主任身份创建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作为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研究会通过每年举办中国新闻学术年会和青年骨干教师师资培训班，组织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等，将全国新闻学者聚在一起，研究如何保卫、创新和发展中国新闻学，逐步使新闻学挣脱“新闻无学论”禁锢，变成了一个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学科；
2009年，在时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倡导下，我跟学院领导联合全国14所民族地区新闻院校共同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迄今论坛已经举办了十五届，在民族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促进民族地区各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也为组建我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形成我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进行了积极探索；
2010年，我代表基地联合乐施会共同创建了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正式亮出了“气候传播”的旗帜，开启了我国气候传播研究进程。十多年来，项目中心始终秉持国内与国际“两路并进、双向使力”的理念，为实现气候变化全球共治，推进气候传播在中国，乃至世界真正“形成气候”，在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特别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我从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开始，陆续十年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边会，讲述中国气候故事，阐述中国气候立场，表达中国气候主张，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2011年，我受教育部社科委委托，作为首席专家主持撰写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2015年，又倡导创建了"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为全国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搭建起全国性研究平台，组建全国性学术共同体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2013年，我联合美国耶鲁大学共同在人民大学举办了迄今为止由高校主办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气候传播国际会议”，为全球气候共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那些年我还利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联合全国知名新闻院校共同举办一系列研讨会，如建党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新闻学百年等，扩大了新闻学的社会影响，使新闻学从被“新闻无学论”排斥和矮化，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针对学术界有人散布“新闻无学论”，说什么新闻学是“白开水一杯”，有人则提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用以贬低和排斥新闻学，我明确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认中国新闻学的科学性，并强调中国新闻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并且已经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完全具备条件。我呼吁要正确评价和积极维护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防止出现传播学冲击和取代新闻学的情况，由此被学界称为“保卫新闻学学者”。
那些年我自己在科研领域也取得一些成果和进展：我先后承担了《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媒体格局变化与传媒核心竞争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概念体系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重大课题；先后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传媒改革、新闻教育、新闻伦理、新闻法制等多个领域；20几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主编的《新闻理论新编》，被列入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被许多新闻院校选定为教学用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主讲的新闻理论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程，等等。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传播学科首席专家，我主编和参编了多部教材，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等著作。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一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荣获吴玉章人文社科奖。2014年，我又受聘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首席专家，并承担了主编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的任务。
为了系统呈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研究成果，我还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40多年来所发表的200余篇相关研究论文中，精选了58篇文章，总共90余万字，编辑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一书，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23年10月出版）。在学院和出版社组织的出版座谈会上，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称此书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我想这是对我几十年持之以恒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思想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015年在我70岁那年，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到此，从1964年读本科，1978年重返校园读研究生，再到2002年调回母校工作，我前后“三进人大”，在此学新闻，教新闻，研究新闻，前后学习、工作累计二十多年时间，从梦想杨帆到筑梦、圆梦，在追梦的路上别无旁骛，一路奔走，坚持了半个世纪，想到年轻时所确立的新闻理想已圆满实现，我的心中充满无限欣慰和愉悦。
四、续梦广西 助力民族新闻教育
原本想退休后好好休息一下，然而没想到2017年年底广西大学要聘请我担任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兼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虽然我知道到广西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多少年结下的“民族情结”，最后还是接受了聘任要求。
2017年12月27日，广西大学为我举行了隆重的聘任仪式。当我手捧赵跃宇校长颁给我的院长聘书时，觉得沉甸甸的。我非常感谢广西大学对我的信任，为我提供了一个能够继续为追逐新闻理想发挥余光余热的平台。
2018年元旦后，我带着新的使命和任务到校履新，由此开始了一段续梦新闻的历程。通过跟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的交谈，以及同一些老师学生的座谈，我感觉得到大家的心劲都很足，都希望能够尽快改变现状，实现新的发展。说实话，这让我很受鼓舞和激励，当然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我想，我既然接受了院长聘书，就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作为院长应该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同大家一起把学院建设好发展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思考，我认识到当下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无论是从国家对广西发展的战略定位，还是从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之后广西大学的发展势头看，只要全院师生员工进一步明确方向，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整合好各种资源，注重内涵式发展，就一定能够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学院确立的“立足广西、服务全国、辐射东盟、面向世界，努力建成学科布局合理、具有南疆地域特色的教学研究型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目标
我想，我从事新闻教育近40年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源，形成了一些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可以为推进学院发展、学科建设、队伍打造和学术攻关等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当然，要实现学院发展目标，关键还是要靠全院教职工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我愿意充分尊重并全力支持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调动各位班子成员和全体老师同学的积极性，携手前进，共同奋斗，一道去实现学校为学院所设定的发展目标。
经过一番调研后，我觉得学院师资队伍基础不错，有着很好的发展潜力，只要激励老师们的进取精神，引导大家奋发向上，便可以使他们得到快速提升和进步。于是，我对老师们提出了“志高、心静、学深、业精”“八字致语”。即鼓励他们确立高志向、高目标、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各种干扰，认认真真教好书，踏踏实实做研究；自觉加强理论修养，增强知识涵养，做深学问，使自己成为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专家；勤奋敬业，精于业务，使自己成为所承担教学及其他各项工作领域的行家。
对学生我则用“铸魂、励志、厚学、重习”的“八字致语”来激励大家。即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头脑，锻铸灵魂，使自己真正成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优秀新闻人才；要磨砺意志，坚定志向，自觉自愿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能吃苦、肯耐劳、敢担当、有作为的时代新人；要勤于学习，多看书、多思考、多积累，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掌握将来从事新闻及其他相关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理论知识；要勤于实践，做到多练笔、多动手、多实战，努力增强应用能力，使自己成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专家型、全媒体型新闻人才。
为了进一步明确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我同班子成员一起对原有的学术资源进行了整合，尽可能发挥广西地处边疆、南向大海、毗邻东盟，以及有11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地缘优势及民族特色，提出了设立“一院四中心”的学科建设思路。即建立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院，下设四个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民族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东盟传媒与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将老师们都整合其中，与相应的教学机构尽可能实现对接与联通，使老师们可以把研究成果用来更好地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服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四个研究中心均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学院整体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得到较明显提升。
从几十年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培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的，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才，应该是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与最终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把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和研究，作为广西大学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及重要特色，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和研究来帮助全院师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为此，我强调要做强做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研究和宣传工作，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新闻学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中心环节”与“核心内容”，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专业课程及研究方向，而且要实现贯穿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教育全过程，和实现老师、学生全覆盖以及所有专业课程全覆盖。
我提出要毫不动摇地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率新闻教学、教育与研究，并希望能够利用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平台，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另外，为了营造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和研究环境，学院组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书屋”，在学生中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著阅读小组，牵头举办了全区新闻院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知识竞赛。此外，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我还到全区12家设有新闻学专业的高校新闻院系，给老师学生巡回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座。
总之，我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努力把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并且要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研究在全广西新闻院系遍地开花，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学生中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让学生真正成长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新闻人才。
2019年，我同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和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两个项目的立项，实现了广西大学以及全广西新闻院系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提升了学院新闻学科的整体水平。我还率领由东盟传媒与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的老师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了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学院扩展学术资源，加强国际合作创造了条件。
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时举办一场全国性新闻学术研讨会，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我希望能够通过学术研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辉煌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奋斗的光荣传统，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百年形成发展的理论精髓，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百年传承发展的历史贡献，为深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实践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最好礼物。
2021年初，我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的身份，联系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余所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与他们协商在南宁共同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学术研讨会”。2021年5月22—23日，研讨会在广西大学隆重举行。
研讨会把“传颂百年伟业，书写时代辉煌”作为主题词，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来在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和守望公平正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身风云变幻的新时代，处在“两个百年”的交汇点，要继续努力，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开始之时，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和老师同学的认可与肯定。成功举办了这次研讨会，了却了我40多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一桩心愿，我心里由衷地高兴。
四年时间一晃而过，2021年底我的院长聘期届满。2022年1月4日学院为我卸任院长和从事新闻教育40周年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学院党委书记唐兴在会上传达了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教授在我聘期届满述职报告批示中的一段话：“郑保卫先生四年中践行初心承诺，以院为家，不顾年岁之高，率先垂范，勤勉耕耘，不仅将自身深厚的学术积累毫无保留地以新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方式迸发贡献出来，夯实了我校新闻学科的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而且在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扩大学校学院学科的影响力上特别注重凸显‘西大人’角色和身份，在学术指导和学生培养上特别体现了‘大先生’风范，为推进学院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学校引进杰出学者的优秀代表。”
唐兴书记在讲话中谈到我在广西大学的四年中作为首席专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双立项”，实现了广西大学乃至全广西新闻院系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零的突破”，同时带领学院老师获得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十多项，提升了学院新闻学科的整体水平，使其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我由衷感谢校领导和学院领导对我四年工作的积极评价，特别是赵校长称我为“大先生”，体现了校领导对我四年工作的认可与肯定。不过在我看来，四年中我之所以能够在广西大学做出一些成绩，不是说我个人有多大能耐，而主要是靠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靠学院班子的精诚合作，靠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几年我在广西碰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可以说是历史的眷顾，才使我有了发挥余光余热的“用武之地”。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庆幸自己能够目睹我们的党历经百年风雨，领导国家和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壮举。而自己能够置身这一盛世之中，并且能够贡献一份力量，真是太幸运了！
我想，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感受，也是我受聘广西大学几年来始终在努力工作的动力所在。
五、总结与思考
六十年追梦新闻，一路充满艰辛和汗水，也饱含幸福和喜悦！虽然这期间经历过曲折，学业被迫中断，耽误了十年大好时光，但我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有幸重返母校读研，并由此走上了新闻讲台，登上了学术高地，开始义无反顾地沿着新闻追梦之路迅跑，因此我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者！
细细想来，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在追梦新闻的路上有所作为，并取得一些成绩，作出一些贡献，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关爱，师长的教诲和学生的信任，以及家庭的教育和家人的理解。
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关爱——
自1981年研究生毕业进入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任教，继而调入中国新闻学院，受聘中国传媒大学，调回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后来受聘广西大学，我所经历的几个工作单位，党组织和校（院）领导一直在关心我、培养我、锻炼我，使得我能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坚定政治立场，保持自信自强，永远积极上进。
特别是2002年作为引进人才调回人大后，学校给了我许多名分和职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人大马工程新闻学科首席专家，以及中央联系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这些职务和名分为我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我走向更大更高的学术平台创造了良好条件。后来，我被聘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央马工程新闻学科专家、国家教材委思政专家委员会专家，担任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理事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等，都与人大的地位以及我在人大的职务有着密切关联。我常想，没有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关爱，没有人大作为后盾，我后来就不可能做成那么多事，取得那么多成果。
尤其是在科研方面，我的几个重大项目研究都离不开学院和学校领导，以及一些有关单位领导和专家的关照与支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是在赵启正院长倡导和直接领导下办起来的，这个项目连续举办了15届论坛，在民族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从一成立就聘请赵启正院长担任顾问，他指导我们用公共外交理念开展国际气候传播，不但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他还主动联系政府主管气候变化工作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请他支持我们开展工作，这使项目中心一成立便进入了国家平台。
时任人大校长陈雨露教授一直在关心项目中心的工作，从如何定位，叫什么名称，怎么开展工作都提出了具体建议，使我们的工作很快上路并且作出了成绩。2014年我跟他一起受邀到比利时出席欧洲学院主办的主题为“中国改革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的《中国的生态建设与气候传播》的发言受到欢迎。他后来说，我们经常讲“国际性”，郑保卫教授的一个气候传播项目不经意间做到了联合国气候大会舞台上，影响很大，效果很好。他的鼓励给予项目中心工作很大支持。
项目中心顾问委员会主任解振华高度评价我们从媒体与传播的角度介入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我们项目中心的工作。他多次出席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举办的国际气候传播边会，并作主旨演讲，充分肯定项目中心作为高校智库机构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与贡献，给我们很大鼓励。
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祥琬院士，屈尊接受我的邀请担任项目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他参加了我们在国内外举办的许多气候传播学术活动，利用我们提供的讲台传播气候变化知识，宣传气候治理理念，成为我们项目中心名副其实的“首席专家”。他的慷慨支持，一直让我感激不尽！
还有一事让我非常感动。2017年广西大学要聘我，而当时我已被人大返聘。当广西大学校领导带着聘任合同来人大与我见面时，我找到时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胡百精，希望他能理解和支持。他说你的返聘是学校定的，你要应聘广西大学需要报告刘伟校长。正当我为难之际，百精告诉我，他请示了刘校长，校长表示，学校支持郑保卫教授去广西大学支援民族地区新闻教育。这样一来我从“个人应聘”变成了“组织派遣”。百精也说，学院也支持你去广西大学，并表示要跟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这个结果让我非常满意，广西大学更是格外高兴。
师长的教诲和学生的信任——
追梦新闻60年，我始终信心满满，劲头十足，因为一直有我深深尊敬的师长们的不倦教诲与热心鼓励。我忘不了是福建漳平一中的老师引领我走上了追求新闻理想之路。我的高中班主任黄杏泉是语文老师，他有意识地在语文方面指导和帮助我提高，培养我对写报道，搞宣传的兴趣。高考前夕，他一再鼓励我报考人大新闻系，成为我追梦新闻并开始杨帆起步的第一个引路人。
1964年，我如愿考上人大新闻系，进入了新闻专业大门，开始了我的追梦之旅。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的运动阻断了我的追梦新闻之路，给我留下了遗憾，而这也成了我后来重返人大新闻系攻读研究生的动力。读研期间以及后来走上新闻教育岗位之后碰到了许多好老师，他们给了我许多指导和鼓励，使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平稳、踏实。
我的研究生导师甘惜分老师与我相识相交长达半个世纪，是他帮助我确立了从教新闻的职业方向，引领我跨进了新闻理论和马新观研究的学术之门，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我由衷地感谢他。2015年元旦我去看他，他赠我一幅字：“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我知道他是在激励我继续学习和工作。那年他已进入百岁之年，我也年近70，如此谆谆教诲，让我感慨不已！
方汉奇老师是我在人大学习工作几十年始终尊敬的师长。我读研究生时听的第一堂学术辅导课就是听他讲怎么收集、整理和运用资料。2002年我回到人大担任基地主任后，聘请他担任了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些年他不顾八九十岁高龄，参加了我主持的许多重要学术活动，包括他不太熟悉的气候传播研讨会也会亲临会场，真心给我助力，让我十分感动！
蓝鸿文老师是新闻采访写作课老师，但他却喜欢研究新闻理论和新闻史，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学术兴趣。他还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老师，我与他交往很深。我回人大任教后，他经常跟我交流学术观点，探讨理论问题。2009年，我帮他完成了他花费多年心血编写的《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一书，也学到了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品德。
项德生老师是我本科时的辅导员，20世纪80年代调入郑州大学新闻系，从此我们成了学术上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思想开放、思维缜密、治学严谨、工作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8年是他80诞辰，我帮他整理出版了《仅仅是起点：项德生新闻论文集》，并以“是老师，更是朋友”为题作序，回顾了我跟他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他为此激动不已！
在我一生的求学经历中，遇到的好老师还有很多，像人大的老系主任罗列、余致浚、何梓华、秦珪，以及张隆栋、傅显明、成美、郑兴东、张之华老师，还有新闻摄影专业的孙峰、肖绪珊、马运增、徐国兴老师等，这些老师都是我新闻追梦路上的引路人，他们给我知识，给我力量，引领我成长，指导我进步，伴我度过了几十年的学术人生。还有人大新闻学院和新闻基地的领导和同事，他们都给予我许多支持和帮助。
回望60年走过的新闻追梦之路，无数学生的身影便会一个个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从大连五十六中到国际政治学院、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广西大学，在我从教50多年所走过的这几个学校中，一直都有那么多勤奋好学聪明可爱的学生跟随我一起学习、研讨和工作，伴着我一起度过了我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漫长时光。
我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许多人都是听了我的课，看了我的书走进了新闻学大门，成为跟我一起追梦新闻的媒体人和高校老师的。从1995在中国新闻学院招收第一个研究生起，近30年中我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有120多人，其中博士生56人、硕士生61人、博士后3人，还有6名访问学者。他们一直在关心我，帮助我，陪伴我。我的很多课题都是在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下完成的，我主办的各种研讨会也都是他们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他们的支持与信任增强了我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总想着多为他们的成长进步操点心，出点力。他们也很自觉地传承我的新闻观点，加入到我一直在倡导的“保卫新闻学”的行列之中，其中不少人成为这些年我始终在致力打造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科研团队中的同事和帮手。
可以说，培养出这么多有识有才有德有为的学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学术成就，也是我最大的一笔学术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学生们帮助和陪伴我走完了漫长的60年新闻追梦之路，成就了我丰富多彩的学术人生，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家庭的教育和家人的理解——
我出生在山东一个贫穷小村庄，父亲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考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的教育成了激励我成长进步的重要因素。平时父亲总是教育我要有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干工作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要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工作。父亲在晚年还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地给我写信，叮嘱我在工作中一定要把握好政治方向，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而母亲给我更多的是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即教我如何待人和处事。她总是叮咛我要有爱心，要讲诚信，要懂得感恩，要学会宽容，等等。
父母亲对我的这些教育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几十年来，我始终不忘用这些教诲来对照和检查自己的言行，尽可能不辜负他们的期待，做一个有远大理想、有良好道德、有宽容心态、有敬业精神，愿意自觉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人。可以说正是良好的家庭教育涵养了我的思想品格，成为我一生执着追求新闻理想的强大思想动力。
60年一路走来，我最后之所以能够圆梦新闻，可以说我爱人姜秀珍的理解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几十年我和她经历了八年两地生活，到一起工作后又几经调动，她忍受着分离带来的无助和困难，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主动承担起了抚养子女和承担家务的责任，始终作我的坚强后盾，使我能够别无旁骛，放心工作。
六、结语
回顾60年新闻追梦之路，我感慨我们的时代，也感慨自己的人生！在这60年中，我的前半生虽然经历了一些坎坷，但这些经历都是些财富！而后半生可以说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978年，在我33岁的时候，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得以成为高校恢复招生之后获益的第一批研究生，可以说我是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跨上新征程的。而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在我后来的新闻圆梦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我们每个人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和人生价值搭建起了广阔的舞台，使我们真正有了发挥自己才能与智慧的空间。因此，我想个人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国家，归功于人民。
而当自己把个人的梦想汇入到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时，便会感到自己的个人梦想会变得更加丰实、厚重和有分量！
特别是在这六十年中，我“三进入大”，正好赶上了人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特殊时期，在我筑梦、追梦和圆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进人大，正值国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开始出现经济好转、教育复苏大好局面，新调入人大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郭影秋，正在协助吴玉章校长谋划着人大新一轮发展的时候。这一时期全校师生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意气风发，都在齐心协力地为学校的发展努力奋斗。老师和同学们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那种一心为国家、为人民工作和学习的认真态度，真让人感动！只可惜，那场运动打乱了正在实施中的发展计划，使老师和同学们陷入了彷徨和苦闷之中。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亲历者，我既感受到了前期学校的发展和变化，也目睹了后期学校遭受的破坏和创伤。
第二次进人大，正赶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后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之际，历经十年磨难的人民大学正处在老校长成仿吾和老书记郭影秋带领下艰难复校的时候。这一时期全校师生都憋着一股劲，决心借助国家振兴教育与科学的好政策、好环境，把在那场运动中学校停办所造成的损失补回来，推动学校的复兴和发展。刚复校时，由于校园还被外单位占着，不但宿舍拥挤，而且缺少教室、食堂和图书馆。为了及早开课，刚刚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的老师和同学们，发扬当年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艰苦创业、勇于担当”的办学传统，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开始了不寻常的学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这批人大复校恢复招生后新入学的学生们，用自己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科学的理解、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全力支持。
第三次进人大，恰值跨入新世纪后，国家在全面实施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入“211”和“985”工程的人民大学，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带领下，以“人民、人本、人文”为办学追求，以“大楼、大师、大气”为理想标杆，以“真情、真想、真干”为奋斗精神，规划和设计新的发展蓝图的时候。人民大学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在发展，在前进。“世纪馆”“明德楼”“文化大厦”“立德楼”等新建筑拔地而起，通州新校区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和水平跃居全国前列，创办“世界一流、人民满意”大学的目标和思路越来越明晰，师生们的自豪感和喜悦感溢于言表。作为一个有着前两段经历，晚年得以重返母校工作的我，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能够目睹学校的飞速进步，能够为学校的更大发展尽一份力量，感到由衷自豪和欣慰！由此，更加激发了我要以“三真”精神，即要以“带着真感情，真想做点事，真能干成事”的精神投身工作的信心。在担任基地主任的十三年中，我始终在努力工作，真正干成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为学院和学校发展，为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感觉历史总是那么偏爱和眷顾我，给我的筑梦、追梦、圆梦和续梦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与机会，让我能够甩开膀子，为实现新闻理想矢志不移，不懈奋斗！
注释：
[1]1973年，我曾教过的大连五十六中王冬梅、武冬梅等九位同学给辽宁团省委写信，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受到团省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成为当时辽宁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典型。在他们的带动下，大连知识青年开始掀起到昭乌达盟（今内蒙古赤峰市，当时属辽宁省）插队的热潮。我作为学校共青团组织负责人受大连市委派作为带队干部，带领包括王冬梅等九位同学在内的第一批大连知识青年到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白音查干牧区插队锻炼。从1974年7月到1975年7月，在那里经历了整整一年的草原牧区生活。
来源：中国理论网
作者：郑保卫
编辑：陈可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