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保卫教授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前后“三进人大”，从启梦、筑梦到圆梦，经历了60年追梦新闻的历程。自1981年人大研究生毕业进入高校，走上教学科研岗位40多年来，郑保卫教授始终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紧跟世界学术前沿开展对外传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学者也是公共外交人”等公共外交理念。本文基于郑保卫教授不同阶段对外传播实践经历，围绕“广交朋友”“讲好故事”“提升效能”“沟通世界”四个方面，系统论述郑保卫教授的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的基本理念。研究认为，郑保卫教授将“传播”与“外交”实行跨界融合，彰显了时代命题与学者志业，体现了民间外交在增进情感、深化理解、展现担当等方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郑保卫；对外传播；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教育合作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Gullio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其初衷是为了替代“宣传”概念。相较于宣传的单向传播与说服理念，公共外交将外国公众视为积极的参与者，注重双向互动与影响。从早期概念界定来看，公共外交的传播主体集中于政府。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兴起，公共外交的传播主体开始从政府扩展到公众，“新公共外交”概念也应运而生。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传播渠道趋于多样化、传播方式趋于双向化。
在新公共外交的多元行为主体中，学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学者通常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不但在其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性，而且他们往往被视为社会精英和名流，拥有较大话语权，所发表的意见也较容易赢得交往与传播对象的认同，从而形成较好的对外交往效果。
“在对外学术交往活动中，学者也是公共外交人，可以承担起公共外交的使命，广交朋友，广结友谊”，这是郑保卫教授常说的一句话。多年来，郑保卫教授一直致力于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与行动实践，努力倡导和促进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始终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公共外交活动，充分践行并彰显了“学者也是公共外交人”乃至更高层级的“学者也是公共外交家”的理念，展示了我国学者作为公共外交家的风采。
从2004年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申办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到连续多年主办21世纪中俄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再到连续十年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边会，郑保卫教授将“传播”与“外交”实现了跨界融合，让世界听到了“学术中国”的声音，让中国故事与中国方案为全世界所理解和分享，彰显了公共外交的时代命题与学者的公共外交学术志业。
一、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
站在世界传媒经济学术殿堂前
“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WorldMediaEconomicandManagementConference，简称WMEC）成立于1994年，是全球传媒经济与媒介经营管理领域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术盛会，在世界传媒经济学术领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响力。
2002年4月，郑保卫教授从新华社调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基地”）主任。2004年5月，作为基地主任的郑保卫教授受教育部国际交流司委托率领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报刊社等单位人员组成的申办团队，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六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希望能够申请第七届会议来中国举办。这一高规格的会议此前六届都是由欧美国家高校主办，而从未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举行过，因此能够争取到第七届会议举办权具有重要突破意义。
会前，相关准备工作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一是了解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二是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及其活动情况进行摸底。郑保卫教授同该会议组织创始人、美国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教授进行了沟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皮卡特教授明确表示，他也希望下届会议能够在一个亚洲国家举行，但其结果需要由与会代表的最后表决来决定。此外郑保卫教授还联系了皮卡特教授在瑞典延雪平大学指导的中国博士生杭敏，希望她能够帮助做些工作。
在蒙特利尔举行第六届研讨会上，郑保卫教授带领的团队陈述了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中国举办的意义，并通过一个精心制作的电视片向与会学者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将于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介绍中国传媒业，并承诺一定竭尽全力，将这次会议办成全体与会者满意的会议。出乎意料的是，在做完陈述之后，原先准备申办的几个欧洲国家当场表示自动退出，愿意在中国举办下届会议。我方靠精心准备、真诚表达和细致工作，不战而胜，成功获得了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主办权。
回国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郑保卫教授被推举为组委会主席，他带领大家迅速投入了紧张的会议筹备工作。两年后，即2006年5月16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给大会发来贺信，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中国申办及筹办本届会议的情况，皮卡特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郑保卫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说，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第七届大会能够在中国举办，是一种“历史性突破”。
本届会议以“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为主题，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传媒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140多篇。会议结束时，皮卡特教授评价说，该组织办了七届会议，这是“办得最好的一届”。从世界传媒经济学研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看，作为第一次在中国、在亚洲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学术盛会，会对中国、亚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媒经济学术研究与传媒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从而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前沿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以此次会议为起点，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开始“登堂入室”，走上世界学术舞台，展现出自己的研究旨趣和潜力，为未来发展注入了动力。从这一角度说，此届会议在中国举行意义重大。
二、中俄大众传媒研讨会：
中外合作办会的成功范例
开展新闻教育与传媒研究领域的合作，是中俄公共外交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中俄（苏）新闻院校与传媒界的双边交流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两国之间新闻教育与传媒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曾经历过一段“活跃期”。后来由于国际形势及两国关系的变化而中断，直至进入新世纪才开始重新恢复。而郑保卫教授正是这一时期中俄新闻教育与传媒研究领域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2004年秋，郑保卫教授以基地主任身份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待了来访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陪同人员还有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过研究生的该系主管外事工作的副主任扎伊采夫。郑保卫教授向俄罗斯朋友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与当时的人民大学新闻系之间的友好往来与亲密合作，并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友谊，加强双方在科研和教学领域的合作。扎苏尔斯基教授做了积极回应，表示今后愿意加强相互间交往与合作。不久，郑保卫教授就接到了由扎苏尔斯基教授签发的“21世纪俄中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邀请函。
2005年5月，第一届研讨会在莫斯科大学举行。期间，郑保卫教授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雷跃捷教授，跟扎苏尔斯基教授共商并达成了建立两国(俄、中)三校(莫斯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间的合作机制，即隔年分别在俄国和中国轮流主办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规模不大，但它却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俄新闻教育与传媒研究界跨越半个世纪后举办的第一次学术会议，由此开启了两国新闻教育与传媒研究学术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之后，第二届研讨会于2006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国内外新闻教育与传媒研究领域的四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2007年，郑保卫教授应邀到莫斯科大学参加第三届研讨会，作了题为《转型期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主题报告。2008年，由郑保卫教授主持的第四届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大众传媒与国家形象”。2010年，第六届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2011年，郑保卫教授再次接受邀请到莫斯科参加主题为“跨文化传播”的第七届研讨会，作了题为《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基本理念》的大会演讲。2012年，第八届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信息化时代与公共传播”，来自中俄两国30多家新闻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2014年，第十届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这是由郑保卫教授参与主办的该系列会议在中国举行的最后一届会议。郑保卫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中俄两国新闻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基于21世纪中俄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十届会议的研究》的主题演讲。他介绍了中俄两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学术交流合作的背景及过程，阐释了两国加强该领域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意义，论述了中俄两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路径，并对今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出了“扩大交流规模、拓展合作领域、培育年轻力量和形成固定机制”的建议。
回顾“21世纪中俄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的发展历程，在从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总共举办了十届会议，其中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承办了五届，中国传媒大学承办了三届，中国人民大学承办了两届。在长达10年历次会议筹办及召开的过程中，中俄两国三校围绕研讨会开展的诸多学术交流活动和成果，促进了中俄两国新闻教育和传媒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可以说，这是中俄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也是中俄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里程碑事件，它有力地推动了中俄两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与学术研究事业，也为2015年教育部成立的“中俄新闻与传播教育联盟”奠定了基础。
其间，年过八旬的扎苏尔斯基教授不顾高龄，多次来中国访问，参加中方举办的研讨会，郑保卫教授每次都会像老朋友一样跟他会聚会聊天。扎苏尔斯基教授每次来中国总不忘给郑保卫教授捎带些礼品，有书、画册，也有伏特加酒。郑保卫教授也回赠他中国礼品，让他品味中国文化。在两人的友好交往中，郑保卫教授领悟到了公共外交的真谛，即“尊重对方、真诚交往、推心置腹、友好合作”，这是获得对方认同，取得交往成功的不二法则。2021年8月92岁高龄的扎苏尔斯基教授逝世，郑保卫教授撰写了题为《致力促进俄中交流竭诚推动两国合作——深切缅怀扎苏尔斯基教授》的悼念文章，表达对这位担任了42年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为俄中新闻教育与传媒研究学术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的老教授的深深怀念。
三、与欧美国家的学术交往：
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我国当代学术要“走出去”，不仅体现在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与出版上，还体现在如何将本国学术研究与国际主流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上。这两方面都需要我国学者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学科体系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的平等沟通与深度交流。
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美国是新闻教育的发源地，1908年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Williams）在密苏里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被认为是美国新闻教育，同时也是世界新闻教育的开端。郑保卫教授曾两次访问美国，与美国新闻教育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围绕全球传媒业和新闻教育的变革发展进行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在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让西方了解我们，以达到学术上的平等对话、相互理解和共同进步。
2011年8月，郑保卫教授应邀参加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举办的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美中新闻传播与公共外交的未来”的国际学术论坛，在会上作了题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媒体格局变化与中国新闻传播定位》的主题演讲。发言分析了后危机时代的特征及其所引发的媒体格局变化，并论述在此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的定位及其行动策略。会议主办方对郑保卫教授的发言给予积极评价，并邀请他作大会总结。期间，郑保卫教授还与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媒体与发展研究中心商谈开展科研交流与合作问题。
2012年4月，郑保卫教授带领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骨干成员访问耶鲁大学，同该校环境学院气候传播项目主任安东尼教授商谈开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项目合作问题。郑保卫教授与安东尼教授是中美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气候传播高校智库/研究机构负责人，两人的此次会晤对推动中美气候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进程，以及加强两国在此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特殊意义。此后郑保卫教授与安东尼教授通过2012年12月在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共同主办“中美印三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比较研究”学术会议，以及2013年在北京共同主办“气候传播国际会议”等，始终保持着交流与合作。在当今复杂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中美两国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公共外交与学术交流活动有助于增进两国，乃至世界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共识，进而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在此次访美之行中，郑保卫教授还访问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重点对该校的新闻理念变迁发展，以及新闻教育改革与创新等进行了考察调研。此次访问适逢中美两国教育界交流与合作呈现全方位、深层次向好局面之际，为推动和深化中美顶级新闻院校的教育和学术交流与合作创造了难得机遇，实现了成果共享。
长期以来，中欧双方都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将其视为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教育合作一向是中欧人文交流的重点和亮点。早在2008年，郑保卫教授就连续出访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和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分享了他对全球新闻教育、中欧新闻教育改革，以及全球新闻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新闻媒体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受到对方学者的好评。
中欧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具有广泛共识，合作基础扎实，且双方在环境与气候领域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中欧环境与气候合作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更加凸显其战略性，具有世界意义。2012年4月18日，郑保卫教授受邀主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国全球媒体形象”项目发布研讨会，发布了项目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展开了研讨交流。4月19日又参加了欧洲学院主办的“欧盟-中国绿色世界合作伙伴关系研讨会”。研讨会由欧洲学院院长保罗德马雷特主持。郑保卫教授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中国气候传播项目的学术研究及社会推广情况，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关注。他还就与会欧洲学者关注的中国环境问题作了解答与回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014年3月31日至4月2日，郑保卫教授受邀赴比利时参加由欧洲学院主办的题为“中国的改革对欧盟和世界的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发言，提出要树立“五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大生态文明建设观，以及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观和生态文明建设传播观等观点，引发了与会者关注。
这次研讨会是欧洲学院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欧而举办的。以培养欧盟中高级干部为主要任务的欧洲学院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欧洲人反思战争、渴望和平、期待合作的产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学院不仅成为欧盟的重要智库，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摇篮”。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比利时期间应邀到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国情注定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指出为了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欧双方需要加深相互了解，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作为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研讨会的郑保卫教授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他表示：“习近平主席欧洲之行发出了和平、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他演讲中所展现的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2014年12月2-5日，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反思社会发展模式共建公民伦理暨中欧社会论坛第四届大会”，并作为大会顾问受邀在开幕式上发言。他指出：“以此次中欧社会论坛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为契机，中欧民间社会开始进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时间。在到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的一年时间里，中欧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应齐心协力采取一系列建设性行动”。
从2012至2015年，郑保卫教授四访欧洲，经历了《巴黎协定》签署前后的一段重要历程。这其中，他受中欧社会论坛委托，作为总顾问牵头起草的《中欧民间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识文本》（以下简称《共识文本》），反映了中欧民间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识，提出了缩小中、美、欧分歧并寻找解决思路的倡议，为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供了参考建议，可以说为《巴黎协定》的最后达成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四、面向东盟：
深化中国-东盟新闻与传播教育交流合作
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文化相近、人缘相亲，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和门户，在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方面，尤其是在与东盟国家开展交流合作方面拥有“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发展与东盟国家媒体和新闻院系的关系，是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优势所在，也是其鲜明特色。
2017年12月，郑保卫教授受聘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兼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郑保卫教授积极推进面向东盟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助力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教育合作平台，为广西大学与东盟国家新闻院校和媒体之间的人才交流、科研合作、智库建设、合作办学打开了局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郑保卫院长谋划和指导下，学院组建了“广西大学东盟传媒及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聚焦“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东盟媒体、中国企业与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治理经验对东盟传播等研究，获批“中国-东盟传媒合作研究”“提升西南边疆农村脱贫经验对东盟传播效能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企业邻避风险传播策略研究”等多项国家和自治区社科项目。在人才培养上，学院招收东盟硕士生、以及与河内国家大学所属人文社科大学联合培养2+2本科生200多人，提升了广西大学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与学校“双一流”建设，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了贡献。
2018年6月18—25日，郑保卫院长率团访问越南、老挝、马来西亚三国，期间访问了越南新闻工作者协会、越南国家通讯社网站、越南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胡志明国家行政政治学院下属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老挝、马来西亚的一些媒体与新闻院系等，迈出了加强同东盟国家传媒与新闻院系加强新闻教育、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一步。2019年7月6日，由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广西大学中国-东盟传媒与区域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9（首届）中国－东盟传媒与新闻传播教育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东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系主任）论坛”在广西大学举行。在郑保卫院长主持下，应邀与会的来自菲律宾、老挝、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8个东盟国家的14位新闻传播院系的院长（系主任）与国内多所高校的30多位专家齐聚一堂，就“传媒与中国-东盟社会发展及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东盟国家新媒体发展及未来走向、中国与东盟国家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中国与东盟国家新闻传播院系教学与科研合作”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共同探讨了互联网形势下各国新闻教育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郑保卫教授所做的这一系列工作，充分说明了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展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特有风采，是民心相通、守望相助的重要见证。郑保卫教授认为，立足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新闻教育与媒体传播的支撑、引领和联通作用，把“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创新之路、友好之路，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增进本地区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五、联合国气候大会国际传播边会：
展现大国责任担当的沟通平台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国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日益走上国际舞台，从最初的“参与者”、到后来的“贡献者”，最后成为“引领者”，发挥了独特作用。这是我国气候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2010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郑保卫教授，鉴于我国政府、媒体和民间组织在气候变化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平台受到一些西方媒体挤压和诋毁的现状，倡导组建了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以下简称“项目中心”）。十多年来，项目中心始终秉持国际国内“两路并进，双向使力”的理念，致力于搭建传播平台，讲述中国气候故事，传播中国气候声音，为应对气候变化鼓与呼，努力推进气候传播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真正“形成气候”。
这些年，郑保卫教授在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特别是国际传播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他提出的构建“政府、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五位一体”气候传播行为主体行动框架，“坚持气候正义”，以及“融通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等理念和主张，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与响应，成为做好气候传播的共识。可以说，中国气候传播从扬帆起步砥砺前行，到茁壮成长渐成气候，其间一系列不菲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郑保卫教授的谋划决策、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他是中国气候传播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擎旗者。
在这十多年里，项目中心坚持将气候传播置于国家公共外交的大格局之中，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联络了一批有志于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形成了关系密切的学术“朋友圈”。在参与重要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和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边会方面，郑保卫教授作为联合国气候大会观察员，与项目中心几位骨干成员从2010年起，连续参加了在墨西哥坎昆、南非德班、卡塔尔多哈、波兰华沙、秘鲁利马、法国巴黎、摩洛哥马拉喀什、德国波恩、波兰卡托维兹和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共十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和一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较为完整地经历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阶段及重要过程。
另外，自2012年我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大会设立“中国角”以来，项目中心联合其他一些相关机构在气候大会“中国角”连续举办了八场气候传播国际边会，搭建学术平台让国内外学者、官员、媒体机构和民间组织人士交流研究心得，展示研究成果，表达立场观点，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影响力，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认可与肯定。在组织国际气候传播边会过程中，郑保卫教授身体力行，活跃于联合国气候大会舞台，与各国各类人士打交道，从而对公共外交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认知。他指出，“公共外交主要应当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非官方的对外交往活动。它完全是出自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自觉行为，是对官方外交的一种有益补充”。他认为，这种民间公共外交“往往会起到官方外交所难以起到的作用，收到官方外交所难以收到的效果”。而在在气候传播领域，通过国内外民间组织的交往与互动，“可以更好地实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从而促进公共外交的发展”。
项目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和智库平台，始终把深化理论研究，提升研究水平放在重要位置，通过申报项目、组织科研，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举办会议、开展研讨等方式，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扩大学术成果，提升研究能力，在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领域发挥了学术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在项目申报和组织科研上，郑保卫教授作为首席专家2019年在广西大学申报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项目获得立项，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全国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重点项目。在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方面，项目中心先后主编了《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中英文对照，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对外发行），撰写了《中欧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识文本》（2014年提交至秘鲁联合国气候大会），出版了《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绿色发展与气候传播》《中国气候传播研究十年》和《为气候行动鼓与呼——中国气候传播案例集萃》等多部著作，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同时先后组织了多次全国性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调查结果被收入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受到时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PatriciaEspinosa积极评价。
此外，项目中心还通过提交调研报告和咨询报告，以及举办各种研讨会、工作坊、主题边会、媒体记者培训班等形式，为政府、媒体、NGO、企业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开展有效气候传播提供策略建议和理论支持，受到政府部门、新闻媒体、NGO和一些企业的肯定与好评。
自2010年以来，项目中心先后在国内举办了七次气候传播学术研讨会，发布最新研究成果，表达我国学界与民间声音，与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学术对话。特别是在2013年10月，项目中心与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合作，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有中外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气候传播国际会议。郑保卫教授在闭幕式发言中总结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十条共识”受到国内外与会代表的认可，产生了积极影响，收到了很好效果。
近些年在项目中心和郑保卫教授的倡导、联络与推动下，目前全国已有百余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开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行动推广工作，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科学研究与社会推广相结合的智库型研究道路。
六、提质增效：
着力加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定国安邦”大局，事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同时也事关坚持胸怀天下，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近些年，郑保卫教授围绕国际传播问题先后发表了《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外媒体交流与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谈对外传播媒体的公信力建设》《后危机时代世界媒体格局变化与中国新闻传播策略》《论中外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媒体责任观》《“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我国气候变化问题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等一系列文章，从观念更新、体制保障、实践创新、话语建设、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就如何切实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大力增强和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为推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传播的观念转型和价值重塑，构建公平、公正、普惠的全球传播新秩序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郑保卫教授指出，“国际传播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面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形势，我们需要打破工作边界，摆脱思想桎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投身于这场工程建设之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平台、渠道、手段、方法加强国际传播，方能彻底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真正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全面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高我国国际传播水平，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作为公共外交领域的重要参与者，郑保卫教授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我国新时代新征程开展外宣工作提出了许多颇具启示意义的观点和主张。他认为，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的国际传播既有优势，也有不足，既存在挑战，也充满机遇。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增强我国对外传播力量，持续做好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只有这样，我们讲的故事才更具吸引力，传播的声音才更具影响力，我国的国际形象才会稳步提高，我国更广泛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得到维护。
结语
郑保卫教授在几十年的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经历中，切身认识和体会到作为一个学者，在对外学术交往过程中，完全可以承担起公共外交的使命，广交朋友，广结友谊，把中国人民的善意和友情带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学者通过对外学术交往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一是学者身份容易获得对方认同，相互间的共同语言较多；二是学术交往的平台较易建立，相互间交流互动的空间较大；三是学术交往的形式较多，相互间可以不拘一格，借助各种形式进行交流互动，开展公共外交。
此外，郑保卫教授也总结了他多年来从事公共外交活动的真切体验：一是要善意，只有善意才能换来对方的接纳与认可；二是要真诚，只有真诚才能赢得对方的信任与尊重；三是要执着，只有执着才能有坚持与成功。他认为，当前我国学者利用学术交往开展公共外交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在方式方法上也有待提升，他期待我国学者能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在开展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方面能够更加自觉、自如和自信，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提升水平，越做越好。
在郑保卫教授的丰富公共外交实践中，无论是早期推动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中俄新闻与传播教育合作机制、拓展与欧美国家学术交往，还是中后期服务全球气候治理、深化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着力加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化同各国的广泛合作方面，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他的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理念和实践，充分体现了民间外交在增进情感、深化理解、展现担当等方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和积极影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参照与实践案例，也为加强与改进新时代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理论借鉴与有益探索。
（作者李玉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郑权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