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文从报刊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党报办报方针和工作原则、党报与人民群众关系、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关系、新闻真实性、言论出版自由、新闻人才素养等方面，系统梳理和阐释了恩格斯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内涵。文章指出，恩格斯早期的民主报刊活动实践、中期的革命报刊实践及后期的政党报刊实践，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认为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对当下我国新闻工作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重视对恩格斯新闻思想独特价值及重要贡献的认识和探讨。

　　【关键词】恩格斯；新闻思想；理论内涵；实践基础；价值意义

　　【作者简介】郑保卫，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王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9级新闻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课题《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19ZDA321。郑保卫教授为项目首席专家，王青为项目组成员。

 

　　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和报刊活动家。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与马克思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同领导了第一国际，全力帮助马克思成就了一生伟业。而他自己也众望所归地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以及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报刊活动是恩格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中，恩格斯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报刊活动经历，是名副其实的报刊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举世公认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在1838-1841年，恩格斯在不来梅实习经商期间，就开始为报刊撰稿，发表过20余篇通讯、诗作等，开始在新闻领域崭露头角。在工人运动和欧洲革命浪潮中，恩格斯亲自参与创办、编辑和领导了《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多家报纸，此后还指导或帮助过多家工人报刊、党的机关报刊以及一些资产阶级进步报刊。尤其是70年代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在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是恩格斯的一系列报刊活动经历，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一边实践和摸索，一边进行研究和总结，对无产阶级报刊性质任务、功能作用、指导方针、工作原则、运行规律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深刻总结，特别是对党报如何宣传共产主义，如何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作斗争，如何动员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如何有效指导工作、引导舆论，以及如何处理党报与党组织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形成其独特的新闻思想。

　　恩格斯的这些新闻思想不仅为当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当前我们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应该重视对恩格斯新闻思想重要价值和独特贡献的认识与探讨。

　　一、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理论内涵

　　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涉及方方面面，他在报纸性质功能、任务作用、党报工作方针与原则、党报与人民群众关系、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关系、新闻真实性、出版自由、新闻人才素养等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理论阐述。

　　（一）强调报刊的政治性，要求党报发挥好干预运动的作用

　　恩格斯十分强调报刊的政治性，认为政治性是报刊的固有属性，因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马克思、恩格斯，1965a：449）。他指出工人政党的报纸所从事的是工人的政治，不应当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而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政治立场，关心政治问题，干预政治运动。因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马克思、恩格斯，1965a：449）。1879年，他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明确提出：“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马克思、恩格斯，1972a:360）。

　　这是“政治机关报”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在信中，恩格斯强调了报纸在根本立场上的政治性，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须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党的机关报”。这一观点后来在列宁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列宁将“创办全俄政治报”作为整个“行动的出发点”和“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没有政治机关报，就绝对实现不了我们的任务——把一切政治不满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来，用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1984：7）。

　　报刊的政治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即在同敌人斗争的过程中要充当“武器”和“第一阵地”的角色，按照“党的精神”去干预运动。一方面要“成为运动的喉舌”，要“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马克思、恩格斯，1958:300）；另一方面要反映革命运动的整个局势，“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1959:3）。一言以蔽之，党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机关报，要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政治目标服务。

　　（二）阐明报刊的党派性，要求党组织牢牢把握党报的领导权

　　报刊具有党派性，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阐述的报刊的一种属性与特征。早在1847年，他们在指导《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时期，就曾在一封给读者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该报是一份彻底的党派性报纸，具有鲜明的党派性。1849年，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一文中又指出：“很明显，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就连那些“最激进的报纸也不敢稍稍离开自己党派所规定的仅仅在最近的将来要实现的那种固步自封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1961:209）。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时，与党内机会主义者主张“不偏不倚”的办报方针截然相反，恩格斯与马克思认为应该高举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前进，将《社会民主党人报》打造成“德国党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1965b:90）。

　　恩格斯所说的“党派”，主要是指党内的派别或某一类政党组织。凡是“党派”，都致力于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有着特定的纲领、政策、理论等，并团结其成员共同为一定的目标奋斗。而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派性在于：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办报立场和方针，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工人阶级的解放目标服务。例如《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和帮助下，改变了其创办人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所采取的那种调和主义的办报方针，成为高举无产阶级政治大旗的党派性报纸，实际上成为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无产阶级报刊的这种党派性，要求在办报方针、宣传内容、政治立场等方面都要正确地符合和宣传“党的精神”，不能脱离和违背党的纲领政策，而要做到这些，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将党报的实际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党派手中，而不能被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所控制。从其报刊活动经历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同党内机会主义份子作斗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党报领导权的争夺。正如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所说：“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我们手里，即使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在党团里取得统治地位（而这只有在倍倍尔不会重新当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还决不是说，他们就得逞了”（马克思、恩格斯，1975:181）。

　　（三）突出党报联系群众的作用，要求党报为人民群众发声代言

　　恩格斯在报刊工作中很早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广大群众，始终注重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创办《新莱茵报》时期，他与马克思一开始便认识到报纸在联系群众方面的重要作用。《新莱茵报》被迫停刊后，他们共同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在该杂志的出版启事中，他们对报纸的作用作了全面总结，其中谈到报纸的一个重要的好处便是能够与人民群众产生不间断的联系。

　　“人民性”，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报纸的人民性”，成为马克思早年新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点（郑保卫，1992）。恩格斯受马克思的影响，与马克思有着极为相近的“人民观”。他和马克思一样强调党报要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要成为人民精神的喉舌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武器。在其长期报刊活动中，他以自己的实践论证了运用报刊反映群众呼声和诉求的思想。恩格斯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到工人和贫民居住区去同群众交往，通过深入群众生活的考察，写下了大量为受压迫、被剥削工农群众发声代言的文章和著作，包括《乌培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

　　另外，恩格斯还建议党报要鼓舞和发动群众利用报纸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使党报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表达的平台。恩格斯十分注重通讯员的巨大作用，将其视为与党内机会主义者和右翼势力进行对抗的重要力量。例如1885年，当他察觉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有意投票赞成有损于人民利益的航运津贴法案时，便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发动广大通讯员和党员群众利用报纸对党团的右倾言行进行反对和批判，通过群众舆论的力量来迫使党团改变原有意图。

　　恩格斯和马克思还认为，教育、组织和引导群众也是党报当好人民群众代言人的必要条件。他们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明确反对那种认为“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马克思、恩格斯，1963:189）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能够底气十足地提出工人阶级能够进行自我解放的观点，一个重要依据便是他们认识到党报在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党报犹如一面旗帜，能够将广大无产者和进步群众争取过来投入到运动中去，党报又犹如一所学校，能够通过对年轻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和培训，使其思想、素质和觉悟得到空前提高，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进步。

　　（四）注重党报的调节作用，要求党报平衡与党组织的关系

　　恩格斯在指导党报的实践中认识到党的领导机关与党报之间会存在某种矛盾。1873年，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党的错误领导试图篡改党报编辑方针的担心，他提醒倍倍尔，信奉拉萨尔派观点的约克代表委员会正试图利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监禁的机会，改变《人民国家报》的立场倾向和编辑方针，而报纸编辑赫普纳却“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马克思、恩格斯，1973：590-592），因为报纸编辑的任免权被委员会攫取了，赫普纳很可能会被逐出编辑部，这是很危险的。

　　1885年，航运津贴法案事件引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针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之间的冲突，恩格斯提出了党报编辑部“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阻止做什么事情”（马克思、恩格斯，1975:292），“《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马克思、恩格斯，1965b:90）等精辟见解，意指党报不是右翼党团领导者的私有机关，而是代表全党意志的言论机关，党报有权带领党员群众对党团的错误言行进行监督和批评。

　　1891年，针对《新时代》周刊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而引发的又一波党的领导人和党刊之间的冲突，恩格斯提出党的领导机关对党的“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着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1972b:88），但是党报和党员群众有权对党的领导人进行监督和追究党内责任。“道义上的影响”，即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具体而言，党的领导机关对党的所有出版物进行宏观的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对其进行监督，防止其偏离“党的精神”。此后，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他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不要直接干预具体的写作和编辑工作，甚至提出党报“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马克思、恩格斯，1972b:517-518）等观点。

　　恩格斯提出这些观点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当时的欧洲，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存在右翼和左翼两种势力，其间就多次出现了以拉萨尔、杜林、“苏黎世三人团”、“青年左派”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事业带来严重威胁和侵蚀。在此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党的报刊同党的组织及某些领导者个人的关系，使党的报刊能够真正代表全党意志、维护党的利益和全党团结，情况十分复杂。恩格斯希望为党报党刊和党的领导及党员群众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他认为，党的领导机关有权对党报实现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和监督，党报也有责任对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者个人进行监督批评，党员群众也可以通过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进行对话和监督。在这个过程中，党报实际上成为调节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杠杆”，以及实现上下联通和权力制衡的“枢纽”。

　　（五）强调事实真实的重要性，要求报纸确保新闻细节的真实

　　恩格斯十分注重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和准确，对此有过诸多论述。1845年，恩格斯在与赫斯合写的《致<社会明镜>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公开信中，就对事实的完整性和真实的重要性作了强调和阐释。如他们提出，“杂志将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由这样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特别欢迎记叙文、统计材料和来自德国各地、首先是来自那些灾难深重的地方的各种有说服力的事实”；“它欢迎来自生活本身的特写，同样地欢迎以生活为基础的特写”（马克思、恩格斯，1979:413），等等。可见，恩格斯“完全立足于事实”的观点有两层含义，即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引用材料都要以事实为基础，同时要保证其所依赖的事实是真实、可靠和有说服力的。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在以后的报刊活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例如1867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1964:257）；189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前进报》刊登的考茨基的草案中“反动的一帮”用得不正确，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成既定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1972b:175）。可见，在恩格斯的观念中，新闻报道中不允许有一丁点不符合事实的因素或偏离实际的现象存在。

　　此外，恩格斯还格外强调新闻报道细节上的真实，要求撰稿人要对新闻作品的准确性负责。例如他明确提出《社会明镜》杂志要求其“撰稿人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马克思、恩格斯，1979:417），要求“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的最确切的报道”（马克思、恩格斯，1979:415）等。

　　恩格斯对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深恶痛绝，对干扰和阻碍报纸报道事实的行为口诛笔伐。在《品特是怎样造谣的》一文中，他就对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故意歪曲、散布谎言及恶意诽谤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新莱茵报》审判案的法庭发言中，恩格斯指出报刊有权对其所目睹的事实进行真实的报道，而且不应该受到政府官员或其他权力机构的干扰。

　　（六）诠释新闻自由的工具性，提出要使报刊充分享有出版自由

　　在恩格斯看来，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是报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允许报刊进行自由、充分而真实地报道，是出版自由的基本表现和原则要求。恩格斯晚年在回忆《新莱茵报》的创办经历时，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要在科伦而不是去柏林办报，其中主要原因便是科伦所在的莱茵河地区使用的是法国的“拿破仑法典”，报刊“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马克思、恩格斯，1965c:12）。当《新莱茵报》因发表《逮捕》一文而被诬告时，恩格斯在法庭辩论发言上公然提出，“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出版自由就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1961:285）。另外，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称为“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马克思、恩格斯，1965b:89-90），原因之一便是报纸享有较充分的出版自由。

　　恩格斯还在《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中对出版自由作出注解，即“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1961:528）；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当局正是通过出版法、禁令等手段来试图“消灭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以维护其所建立的秩序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由此看出，恩格斯认为，出版自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可以利用的工具和武器。恩格斯依据当时欧洲国家的一些现实状况，利用一切言论出版自由条件创办报刊、发表文章，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他曾作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力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1965a:449-450），“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马克思、恩格斯，1965c:12）等表述。

　　此外，在晚年，恩格斯还提出了在党内要鼓励开展自由批评等思想，他认为敢于给自己奉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有力量的表现。恩格斯把言论出版自由看作是保障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他鼓励党员通过党报对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者个人提出批评意见，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事业中，而且有助于保证党和党报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郑保卫，1988）。

　　（七）提倡简洁明快的文风，提出报纸可采用讥讽嘲笑的语调

　　对于报刊和文章风格问题，恩格斯也有着独特思考。首先，他提倡以讥讽嘲笑的语调同敌人论战，以使文章变得更幽默活泼。他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提出，“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的敌人是卑鄙的，我们对待他们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对于整个反动势力，“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1965c:21）。1882年，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又提到“要使用讽刺和讥笑的方法去稍微缓和一下自己那种义愤填膺的腔调，因为这种腔调如果不是变得枯燥无味，就会愈来愈走向极端，那时它就变得荒谬可笑了”（马克思、恩格斯，1971a：315-316）。

　　其次，文章要简洁明快，一针见血。恩格斯在多个地方表达了对简洁明快文风的赞赏。如，1892年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对梅林写的《莱辛传奇》一文表示满意，认为“他的观点比较不受拘束，首先是他的表达方式比较果断和明确”（马克思、恩格斯，1972b:310）；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建议他们请倍倍尔来写通讯，因为“他的通讯写得清楚、明确、中肯，而且总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b:318-319）。1891年，恩格斯还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写作问题多次发表意见，提出纲领应该简洁有力、简练严整、言简意赅；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认为在纲领中不能允许像“反动的一帮”这种鼓动性辞藻存在，因为这对于措辞简明的科学原理而言，是极不协调的，而且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等等。

　　第三，文章要避免空谈，要对读者负责。恩格斯认为，那些采用低劣谎言和大量伪造材料来糊弄读者的做法十分可鄙。他自身在写作过程中就十分强调对事实材料的收集和对实际生活的了解。1851年，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提出他进行军事方面的写作所真正需要的，“是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马克思、恩格斯，1972c：576-578）。

　　恩格斯还强调文章要让读者看得懂，并从中获得教益。例如，1867年，他在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校样时，就建议马克思做一些章节结构上的调整，他认为必须尽量减少读者“阅读的困难”（马克思、恩格斯，1972d：307-309）。1892年，当改为周刊之后的《新时代》杂志发行量下降时，恩格斯提醒倍倍尔不要放弃杂志原有的特点，应该完全面向读者，满足他们的需要，并提醒编辑考茨基“编辑部应该设法使杂志对读者更有教益和吸引力”（马克思、恩格斯，1974:17），等等。

　　（八）重视党报人才素养问题，提出要培养编辑记者成为多面手

　　恩格斯对党报工作者有着严格的要求，他对党报编辑、记者和政论家的素养曾做过专门论述。

　　首先，他认为党报工作者应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养。1879年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1972a:396）；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提出党报工作者仅具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资源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马克思、恩格斯，1965b:80-82）等。

　　其次，党报工作者应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尤其是对于党的政论家来说，更需要足够的智慧涵养和理论知识。1881年，他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极力劝阻伯恩施坦不要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因为他担心，伯恩施坦离开以后，考茨基在“理论上的犹豫不决会经常妨碍他直接从坚决进攻的立场出发，而这种立场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必须的”（马克思、恩格斯，1971a：175-176），等等。

　　此外，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写作、编辑、研究和反应能力等，这是对党报工作者的具体而基本的要求。

　　恩格斯认为新闻事业浮光掠影，容易使人“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971b：318-319），因而这也就需要编辑有能力去作快速反应和识别，判断何为虚有其表的应时之作，何为精心完成的科学著作。恩格斯认为“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971a：175-176）。

　　二、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实践基础

　　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是在一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有着特定的实践基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报刊活动经历中，恩格斯从早期踏上新闻工作道路开始小试牛刀；到中期全面而深入参与一系列报刊活动逐渐大显身手；至后期以自己的办报经验和思想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报刊和工人报刊进行悉心指导，可以说他的报刊活动实践是其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最直接的来源与依据。

　　（一）小试牛刀：早期民主报刊活动实践与其新闻思想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欧洲工人运动高涨时期，法、英、德等国的工人相继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家剥削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如此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吸引了恩格斯的目光，使其开始注意到工人阶级这一新生的政治力量，并同他们一起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恩格斯开始从事报刊活动，通过为报纸撰稿来揭露封建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欺骗。

　　1838年9月到1841年3月，在不来梅经商实习期间，年轻的恩格斯就开始陆续在《不来梅杂谈》《德意志电讯》《知识界晨报》《总汇报》等多家报刊上发表通讯和文艺作品。这一时期，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逐步形成，并对其新闻实践产生一定影响，这从他的一些通讯作品中便可看出。例如，1839年初，恩格斯开始对“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一些作品和评论进行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大多持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恩格斯受此影响，写了一篇报道其家乡生活状况的通讯《乌培河谷来信》。这篇通讯不仅描绘了乌培河谷工人的苦难生活，表达了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并且指出工人们的这种凄惨生活是由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和宗教虔诚主义造成的，进而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残暴和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进行了无情痛斥。这篇文章后来在《德意志电讯》上分六期刊出，不仅体现出恩格斯在思想政治上取得的进步，同时也体现出恩格斯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才华。

　　恩格斯早期报刊活动主要包括担任报纸通讯员、访问报刊编辑部，以及同马克思一起改造旧报纸和尝试创办新报刊。1842年3月，恩格斯开始为《莱茵报》写稿，这是一份反政府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报纸，尤其在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时期，其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愈加明显。恩格斯当时担任该报柏林和英国通讯员。到1843年该报停刊为止，他在报纸上共发表《普鲁士出版法批判》《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等13篇通讯。随后，他又为《瑞士共和主义者》《新道德世界》《德法年鉴》《前进报》等报刊撰稿。尤其是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概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标志着他的世界观由革命民民主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另外，恩格斯还访问了《莱茵报》和《北极星报》的编辑部，了解了报社的相关工作并与报社编辑人员取得了联系。在服务《莱茵报》时，他第一次见到马克思，由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交往。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恩格斯的报刊活动实践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积极报道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进展情况，参加社会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参加社会主义刊物出版、编辑和推销工作等。例如，他与马克思一起将巴黎德文小报《前进报》改造成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和倾向的报纸，同时为该报撰写稿件，还为其编辑和推销工作做了很多努力。1845年，他投身《社会明镜》月刊的创办、编辑和撰稿工作，并就新闻真实等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积累了一些办报经验。

　　1846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始认识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并对其进行批判，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反克利盖事件。海•克利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曾在其创办的《人民论坛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其宗教式的社会主义思想，鼓吹用人类之爱和平分土地的办法去实现社会主义等。1846年5月，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起草《反克利盖的通告》，对克利盖的思想进行了猛烈批判，指出其在报纸上所宣传的倾向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并且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的声誉。该通告的公开发表，标志着恩格斯和马克思向外界郑重声明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立场。

　　总之，这一时期，恩格斯开始在报刊活动领域初露锋芒，对新闻写作、报纸编辑、出版、推销等工作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对报刊的性质作用、思想立场、报纸文风、新闻真实性、出版自由以及联系和反映群众等有了初步的思考和认识。

　　（二）大显身手：中期革命报刊活动实践与其新闻思想

　　1847年以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快速发展，革命形势也逐渐变好。6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成立。9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改造下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1848年2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出版。3月，德国革命爆发，刚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恩格斯，与刚被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马克思立即从比利时回到祖国，积极投身到这场革命斗争当中。为了指导革命斗争和宣传革命主张，1848年4月，恩格斯协助马克思开始在莱茵省科伦着手创办大型政治性日报——《新莱茵报》，从此开始了他们报刊活动最辉煌的时期。

　　恩格斯为这份被其称为“革命年代德国党最著名的报纸”（马克思、恩格斯，1965c:12）投注了大量心血。他参与了报纸的筹备、创办和编辑、出版的整个过程。他从与马克思一起提出办一份大型报纸的设想，到主张办一张能够影响莱茵省乃至全德的大型政治性报纸，到选择在科伦而不是柏林作为创办地点，到征集股东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再到作出提前一个月出版的决定，再到将报纸确定为民主派机关报，再到写作大部分社论……其中都离不开恩格斯的辛勤付出。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全面了解并逐渐熟悉了如何筹备、出版和维系一份政治性报纸，这为其后来的报刊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为其新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时，恩格斯已经对党报性质（政治机关报、革命斗争阵地和堡垒）、党报任务（组织讨论和阐发捍卫党的要求、驳斥敌对观点）、党报作用（传达党的指示、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和鼓舞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党报立场（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民主运动）、办报路线（建立通讯员网）、党报政论家素质（有智慧、有风格、有知识、有思想）等，有了较全面认识和独特见解。此外，《新莱茵报》审判案的发生，使得恩格斯对言论出版自由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849年底，随着欧洲革命的失败，《新莱茵报》被反动当局勒令停刊。1850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又一起在汉堡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作为《新莱茵报》的继续，继续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在该杂志的出版启事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比了报纸和杂志的好处和作用，特别强调杂志可以“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还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59:3-4）。这表明，他们关于党的出版物的作用和特点的认识更深了一步。

　　此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开始指导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人报刊，同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等资产阶级进步报刊撰稿。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竟长达十余年，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后来他们又突然停止为其撰稿。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能从中领会他们对报刊工作政治立场问题的深刻思考。在他们看来，《纽约每日论坛报》虽是资产阶级报刊，但在一些问题上持有进步立场，且政治态度较为明朗，在工人报刊生存困难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以利用的与工人群众说话，能够影响社会舆论，并可以从工人阶级立场阐述重要问题的窗口。而他们之所以在为其供稿十余年之后突然断稿，主要原因是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后改变了原先的进步立场。从中可见，恩格斯与马克思十分重视报刊的政治立场问题，体现出他们在利用资产阶级报刊上既坚守底线，又善于变通的策略。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恩格斯开始致力于指导和帮助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刊，以及与侵害党报及工人报刊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例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的第一张正式机关报《蜂房报》曾受到工联主义改良思潮的侵扰，使其办报宗旨、编辑方针、报道重点等都受到严重影响；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正式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也曾被某些改良主义者所控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同样曾受到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思潮的影响，等等。在此情况下，恩格斯指导党报和工人报刊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而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党报要掌握在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的思想也更加牢固和坚定。

　　（三）悉心指导：后期政党报刊活动实践与其新闻思想

　　1879年，恩格斯的报刊活动迎来了又一光辉时期，即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这也是恩格斯党报思想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以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新时代》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刊以及欧美各国一些工人报刊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对党的机关报的性质功能、任务作用、党报人才素养、新闻文风、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关系、党报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以及利用报刊在党内开展批评和监督等问题有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认识。

　　1879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瑞士苏黎世创办。恩格斯与马克思为筹备该报出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荐希尔施担任编辑、确定办报方针、指导编辑业务等。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办过程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其重要原因便是由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等人组成的“三人团”，在办报问题上与希尔施、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产生了争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因捐款资助报刊而被内定为报纸监督委员会成员的“三人团”坚持改良主义态度和调和主义的立场，且正试图控制报纸的编辑出版权。为此，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写信给倍倍尔道：“赫希伯格已表明，他在理论上是一个极其糊涂的人，而在实践上他不可抑制地热衷于同所有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甚至仅仅是社会观点的人大谈博爱”（马克思、恩格斯，1972a：360）。他们认为，如果党的领导坚持调和主义立场的话，那么这份报纸将不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表示拒绝为该报撰稿，并公开与“三人团”决裂。

　　为了阐明他们的观点和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立场，1879年9月17至18日，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起草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信中讨论了报纸的权力分配问题，确定了报纸的办报方针，明确了革命斗争应采取的立场和策略，并对党内机会主义者的纲领和观点进行了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份具有党内文件性质的通告信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提出了许多关于党报工作的精辟见解，如“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马克思、恩格斯，1972a:368），“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打着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1972a:368-383）等。

　　此外，对恩格斯晚年新闻思想影响最大的事件还有“凯泽尔事件”和“航运津贴法案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他关于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关系的认识有着重要推动作用。1879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在党团允许下，在国会发言并投票支持政府提出的保护关税法案。然而，这条法案旨在维护大工厂主及大地主的利益，对人民群众利益有严重损害。希尔施认为凯泽尔违反了党的纪律和党的策略的最基本原则，于是在其主编的党的非正式刊物《灯笼》上对其进行谴责。但是，党团非但不追究凯泽尔的责任，反而以不能在党刊上抨击党团成员为借口对希尔施大加指责。对此，恩格斯支持希尔施的做法，认为凯泽尔的卑鄙言论和投票行为以及党团的决定侮辱了党的名誉。

　　与此类似，1885年一些右翼党团成员企图在国会投票支持俾斯麦提出的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航运津贴法案。对此，《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些党团成员进行了批评，而党团一些领导又以此为借口对党报及党报编辑进行了指责，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将党的左翼领导人排除在外的所谓“委员会”去调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通过决议，声称党团对党的机关报享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党的机关报无权对党团发表反对意见。对此，党的一些左翼领导人及党报编辑部并不认同，认为党团没有权力将其错误决定强加给党报甚至全党。恩格斯坚定地站在党报一方，并主张通过党报发动党员对右翼党团成员施加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其在国会上对这一法案投了反对票。

　　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对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到1890年，他在回顾这次事件时，明确提出了党的机关报刊“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马克思、恩格斯，1965b:90）等一系列比较成熟的观点。之后，经过1891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在《新时代》上发表，以及伯恩施坦修改其为《拉萨尔全集》所写的引言等事情的进一步推动下，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变得更加全面、系统和成熟。

　　三、总结与思考

　　综上所述，恩格斯新闻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他关于报纸性质任务、功能作用、原则立场、方针路线、运行规律，以及新闻真实性、出版自由、新闻人才素养问题等论述，对当下我国新闻工作仍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尤其是其党报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应该看到，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实践基础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不能完全将其照搬于当下，而应该结合已然变化了的现实情境对其进行继承、发展和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新闻思想有很多交集，其中不少是通过他们两人共同起草的文件、书信和文章所表述的。这些思想经由列宁继承和发展以后传入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及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实践所建立的办报模式和所形成的党报理论，更是受到恩格斯和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影响。

　　进入和平年代，虽然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巨变，党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在全党和全国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仍然是指导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对包括恩格斯新闻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党管媒体”“党媒姓党”“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习近平，2013）“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习近平，2014）等等。总之，对新闻舆论工作性质定位、党性原则、舆论引导、群众路线，以及新闻队伍建设、新媒体发展、媒体融合等等，都作出了全面论述，为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包括恩格斯新闻思想在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重新回到恩格斯，系统学习他的新闻思想，了解其新闻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形成与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从他的新闻思想宝库中获取对当下的有益启示，是我们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纪念恩格斯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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