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以陆定一、胡乔木等为代表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领导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思想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并使其实现了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跨越。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与斗争环境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便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主要体现在党内部分同志背负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层出不穷，工作中的无的放矢、削足适履、唯苏联经验是从等问题严重。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绝不能盲目、教条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依据中国国情，对当时我们党所面对的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进程。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基于对中国革命进程及社会现状的考量，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探索目标。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和思想来统一认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成效，在指导实际斗争及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闻领域，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主任的李维汉，在《关于宣传战与揭露》一文中明确提出，宣传战的战略原则之一就是要严守马列主义立场，并要灵活地将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2］。这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具体新闻宣传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而1942年毛泽东亲自指导的《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解放日报》按照报纸要增强党性和更好地为边区人民服务的目标实行改版，大胆破除了原先一些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旧框架，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重大变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转变观念，逐步厘清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科学认识，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在这一时期不断丰富发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积蓄了理论力量。

（二）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推进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须臾不可分离。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思想以及共产国际纲领的指导下，在继承自身以往办报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实现路径，并使其理论内涵日臻丰富。例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报纸的功能和作用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本土化探索。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其社论《致读者》中列举了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以及斯大林的“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等观点。随即社论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本土化阐释——报纸要想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和锐利的武器，必须“贯彻着坚强的党性”“密切地与群众联系”“洋溢着战斗性”“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3］。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报功能和任务的论述，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具体新闻实践所进行的思想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党报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此外，延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新闻宣传部门负责同志根据革命战争形势和新闻宣传工作实际需要，深刻阐述了如何借助新闻宣传手段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团结群众开展斗争，以及建设并巩固根据地政权等一系列问题，并就如何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建立新闻界统一战线、坚持为人民服务等新闻宣传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本土化阐释。由此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观点，但其核心思想是基于自身实践的原创性内容。正如彭真所说：“毛主席在中国的许多东西，马克思也是没有讲过的。”^［4］

（三）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由“自在”阶段推进到“自为”阶段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纵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演进过程不难发现，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逐步推进和不断创新，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的演进与转变。“自在”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始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而“自为”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则始于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各项工作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统领，新闻宣传战线也是如此。但不论是党的领导者，还是党报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认识都经历了逐步深入和提高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党中央迁入延安前的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尚处于抽象、模糊的状态，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也是片面、零散的，当时具有一定理论自觉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尚处在“自在”阶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真正上升至“自为”阶段，即成为全党的新闻宣传指导思想是在延安时期。在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背景下，以《解放日报》改版为主要标志，新闻界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一步。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党报在宣传、鼓动、组织方面的独特功能，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指导方针，并且进行了文风改造——提倡新文风、反对党八股等。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利用党报党刊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推进根据地政权建设、宣传党的土地改革主张及各项政策等。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而且还培育了党报工作的许多优良传统。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过程，是在当时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实践中曲折发展并不断升华的。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一系列新闻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自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开始上升到了“自为”阶段。而这一转变，恰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所促成的。

延安时期，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建构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新闻思想逐渐成熟、党报理论基本范畴得以确立和新闻学术研究初步展开等几个方面。这些因素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品格基本形成，进而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独特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一）毛泽东新闻思想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是党内许多重要新闻思想孕育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报刊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丰富多彩的新闻宣传实践始终贯穿于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全过程，成为他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演变可划分为萌芽期、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四个阶段。从1918年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到1935年长征结束到达延安，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萌芽期；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启动，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开始，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探索期，也是其新闻思想的第一次飞跃期；1942年，毛泽东亲自指导《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这标志着毛泽东新闻思想进入深化发展时期；1948年，毛泽东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见，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深化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借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办报思想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办报传统，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相结合，回答了如何运用新闻宣传和舆论手段开展革命斗争，以及为建设根据地人民政权和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提供舆论支持的问题，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的新闻工作传统与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实践性强。深入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有助于我们学习和了解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础性内容，认识并掌握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和优良传统。

（二）党报理论基本范畴得以确立

牢牢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历届党的领导人都十分强调的党报工作的原则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延安时期就明确提出“报刊的党性”这一理论命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突破性的创新，确立了以“四性一统”为框架的党报理论基本范畴，并付诸实践。

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管媒体的理论，初步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在新闻界开展了思想整顿和党报改革，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形成的催化剂。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为此次改版专门发表了题为《致读者》的社论，首次总结了党报所应具备的四种重要品质，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社论还将是否具有这“四性”，作为判断党报是否称得上“真正战斗着的党的机关报”的必备条件。自此，“四性一统”成为党报理论的基本范畴和指导性观点。而1948年毛泽东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以及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谈话，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是在延安时期整风运动和党报改革的经验总结中初步形成的, 可以说是在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思想的基础上，独立思考与理论探索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新闻工作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与理论升华。我国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紧紧围绕党报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斗争、领导革命、指导工作等重大时代课题予以独创性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深入探索，对确定党报在党的工作中的基本角色与性质定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三）新闻学术研究初步展开

党中央迁入延安，建立了中央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学术研究的探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不仅体现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题词，以及党中央和中央宣传主管部门制定的一些相关文件中，还体现在一些党报工作领导者和一线采编人员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中，这些文献和理论成果内容丰富、逻辑贯通，并且具有一定学理价值，初步建构起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许多学理上的探索，其中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基本特征和规律，以及党报的性质功能、运行规则、工作原则、策略方法等问题的概括与阐释，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最具理论价值的内容。这些理论成果不仅体现了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思考，也显示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学术理性，初步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研究范畴与路径，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与知识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本土化资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思想理论的开放性，它始终坚持在传承以往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用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充实自身。实践表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始终是阐释党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规范新闻工作者思想与行动的准则和依据，是新时代背景下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重要论述的源头活水，也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改革发展的思想指南。

（一）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它揭示并反映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阐明并总结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普遍性特点，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其中一些基本原则至今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成为新闻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根基，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例如，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确立起来的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与核心的“新闻必须真实”的理论观点，就贯穿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全过程。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1941年，他又对“实事求是”的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不仅赋予其科学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其理论形态。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闻战线得到了高度重视和不断发扬。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宣传唯物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等一系列文献，都对新闻宣传工作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新闻真实的理论观点作了深刻阐释，这个重要的唯物主义新闻观点，至今仍然是党的新闻工作始终牢牢坚持的根本原则。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党内一些重要的新闻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并得以不断完善，成为党报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性原则、维护新闻真实、严守宣传纪律等重要思想观点，至今依然是新闻工作者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二）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实践指导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原理和工作原则不仅是学理上的重要成果，也是大量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这些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不仅有效地指导了当时我国革命斗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新闻宣传工作，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实践指导。例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新闻宣传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典型宣传的传统与经验，就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典型宣传极为重视，他指出要“通过典型宣传报道鼓舞前线、后方士气”“通过典型宣传树立旗帜”^［7］。

延安时期，典型宣传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阐释，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从《解放日报》报道农民劳动模范吴满有开始，在解放区新闻界掀起了一股典型宣传报道的热潮。据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报道的典型人物就多达600人。自此，这一宝贵经验被传承了下来，并对后来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延安时期对典型宣传的经验总结，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理论阐释，说明这一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符合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律，对做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历史和实践证明，延安时期我们党所积累和总结的许多新闻宣传工作经验与成果，符合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实际，反映和揭示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特点及一般规律，因而为日后党的新闻事业所继承。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努力传承，并不断用新时代新闻工作总结的新经验、新成果去充实、丰富和创新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为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提供理论来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无产阶级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与概括，具有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的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形成的党报工作“四性一统”理论和党报“为人民服务”命题，作为一种基础性和原理性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精髓。这些理论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阐释和强调的“党媒姓党”“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理论观点源流交汇，相互贯通，是我们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重要论述不可或缺的来源与依据。

延安时期确立的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成为后来我们阐释党报工作性质地位及方针原则的基本依据，也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并且把“牢牢坚持党性原则”放在他提出的“四个牢牢坚持”的首位^［8］。实践和历史经验表明，坚持党媒姓党、坚持党管媒体和坚持党性原则是确保我国新闻事业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职责和使命的重要前提。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的重要论述，可以从延安时期党的新闻思想中找到根源、依据和力量，同时也可以加深我们对新时代坚持并深化党管媒体原则及恪守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理解，并且在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传统的基础上，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科学有效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来加以充实和丰富，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现实和党的新闻工作实际，开展了丰富的新闻实践探索和科学的新闻理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注入了丰富内容，促使它不断走向成熟，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源流及变迁不难发现，它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教条，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广采博取的新闻观念和新闻工作方法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需要我们全面总结和深刻认识。如今，面对新时代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我国新闻工作者如何传承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依据世情、国情、党情和社情的变化，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坚持在实践中学习、传承与创新。这是一个充满艰辛与挑战的过程，但也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的必由之路。

注释：略。

作者：郑保卫，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张喆喆，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