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  郑权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文章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深度对话，它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命题，构建了涵盖绿色发展、系统治理、制度创新、全球协作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更以系统性思维重构了人类文明的价值内核，为建设清洁美丽可持续世界开辟了文明演进的新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背景；理论内涵；实践意义

2025年是《巴黎协定》签署10周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视频峰会发表致辞表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切实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尽所能，团结协作，推动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¹。这一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崭新篇章的决心和信心，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洞察真理、引领实践的磅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历史性课题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眼光、时代眼光、战略眼光、世界眼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命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既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又赓续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开展形式多样、鲜活生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脉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时代化发展，也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反思。从“环境保护”到“生态文明”，从“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从“理论建构”到“制度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擘画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中华文明跃升之路，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本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强调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²，这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分散治理向系统集成、从政策驱动向制度引领、从“实践先行者”向“制度引领者”的跨越式转变。这一战略部署，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化落实，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引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文明史观”的分析框架出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明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和科学内涵，阐明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核的实践意义，从而为理论发展与实践指导提供参考。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背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实践基础与文化底蕴，其理论建构表征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21世纪的发展创新，彰显了中华文明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实践智慧，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具有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生态智慧的文明对话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其理论建构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深度对话。这种“结合”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坚持与发展，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⁴，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建立在物质变换的实践基础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转化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观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奠定了哲学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理论源泉与文化滋养。在诸子百家思想中，儒家“赞天地之化育”的天人观与道家“道法自然”“道恒无为”的哲学理念，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理念。《管子·轻重甲》记载的“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生态治理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生态智慧的坚持与发展，不是简单的历史回溯，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它既保持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以民为本”的政治品格、“道法自然”的实践智慧和“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又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古老抽象的传统生态理念获得了实践方略与制度保障。这种升华既保持了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优势，又通过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展现了东方智慧的世界意义。

（二）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自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逻辑，深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与历史积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本质规律的深刻洞察与实践突破。从革命时期的“保生存”，到建设时期的“保发展”，从改革开放时期的“保转型”，再到新时代的“保永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始终紧扣“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井冈山、陕甘宁等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将山林分配与农业生产结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植树造林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文件，形成了早期的生态治理方案雏形。这一时期的实践虽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但已蕴含“顺应自然、保护资源”的朴素生态观，为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埋下思想火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生产资源匮乏与生态退化的双重压力，毛泽东提出“十二年绿化祖国”⁶号召。通过大规模国土绿化、水利工程和工业污染治理，初步构建生态保护行动框架，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积累了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市场化进程中实现理念转型与制度创新。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党逐步将环境保护提升为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⁷，江泽民强调“合理利用资源，注意保护生态环境”⁸，胡锦涛提出“生态文明”概念，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⁹。这一阶段通过法律体系完善、循环经济探索和环保机构改革，推动了生态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在河北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时的执政经验，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¹⁰，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化本质要求¹¹，推动生态治理从单一要素修复转向系统治理，使绿色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中国式现代化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交融，共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生态话语体系。通过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传统现代化路径的生态困境，证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不悖，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模式。

（三）精神底蕴：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民族精神特质相贯通的必然结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精神力量驱动发展范式变革的政治智慧。

历史上，从“人定胜天”的奋斗意志到“厚德载物”的包容智慧，“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始终为生态保护提供内在动力。中华民族不仅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范式，更在现代化进程中确立了文明发展的自主坐标。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经济增长与生态承载力的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涵盖生态维度的系统认知，将绿色发展置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核心诉求之中，以科学理论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突破传统发展观的路径依赖，在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确立了生态价值的战略地位；坚持“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历史主动精神重构现代化内涵，将生态文明建设嵌入发展目标体系，使生态惠民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坐标，通过制度创新激活绿色转型动能，在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中开创生产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共生的实践范式；坚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把自强不息精神特质转化为突破环境治理瓶颈的攻坚意志，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开辟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路径，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推动发展逻辑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在破解生态治理难题中提炼出系统性、整体性治理方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极大激活了中华文明在生态领域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并非对传统文化的机械复刻，而是以民族精神的现代化重构为核心，通过价值理念的凝练与实践范式的革新，形成了一条深植于中华文明根脉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通过精神力量与实践创新的深度交融，“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底色标识。

（四）文明转型：人类工业文明困境的东方突围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简单的环境治理叠加，而是一项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国际秩序的全方位变革，涵盖经济结构转型、社会文化重塑、国际责任担当、人类文明创造的系统性工程。它要求我们超越“人—自然”“主体—客体”“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文明形态的维度上重新定义发展路径。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指向，是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交相辉映的中华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开辟崭新道路。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工业文明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了世界格局，却也埋下了深重的生态危机。西方工业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自然形成对抗关系，其以资本扩张为核心动力，将自然视为可供无限攫取的资源库，最终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全球化蔓延。气候变化作为工业文明最危险的副产品，正以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等不可逆的方式威胁人类生存根基和身心健康。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发展模式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将技术进步异化为征服自然的工具，将经济增长凌驾于生态承载之上，使得地球生态系统陷入“先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一全球性困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和东方智慧中汲取养分，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范式。它跳出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张在发展中守住生态红线，在保护中培育增长动能，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辩证统一升华为新的文明自觉。它既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陷入生态保护与经济停滞的悖论，而是通过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起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共进的发展体系。它既强调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担当，又主张通过绿色“一带一路”等实践推动全球生态合作，将生态文明建设从国家战略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在承认工业文明的历史贡献基础上，开辟了超越工业文明局限的新道路。在气候变化已成全人类最大安全威胁的今天，这种以整体观、系统观、长远观为特征的中国方案，为打破“公地悲剧”提供了价值坐标，也为重塑全球环境治理秩序注入了中国智慧。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系统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历史依据、基本原则、核心理念、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思想基础：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¹²，必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将党的领导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和最大制度优势。面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形势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的使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对此，要坚持政治引领，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要着力构建全覆盖责任体系，压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对破坏生态问题动真碰硬、一抓到底，形成覆盖全面、权责一致的责任闭环；要强化制度保障，完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林长制、河湖长制等制度创新，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二）历史依据：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¹³”这一重要论断，以深邃历史观为经纬，揭示了生态与文明兴衰的内在规律。从文明演进史维度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文明存续的基础条件。人类历史反复验证，当开发活动突破自然承载力阈值时，必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退化，最终瓦解文明根基。古文明消亡的本质，正是对特定区域生态资本过度攫取的必然结果。通过“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科学判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于文明演进过程，突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生态要素的缺位。生态系统不再是被征服对象，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变量；环境质量不仅是民生福祉的物质载体，更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核心标尺。对此，必须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规律，将生产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既要立足历史长周期审视空间开发的可持续性，防止当代人对生态资本的过度攫取，也要通过空间治理创新构建新型人地关系，使生态安全格局成为文明永续发展的空间载体，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生态根基。

（三）基本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¹⁴。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为基本国情，其内在矛盾决定了必须摒弃西方以资本扩张和资源掠夺为代价的现代化路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基本原则，将现代化目标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向生态安全与民生福祉的协同提升，从而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文明高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文明新形态，既不同于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单向支配，也区别于后工业文明的消费主义取向，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华传统生态思想为底蕴，构建起物质丰裕与生态优美并重、当代发展与代际公平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此。必须将这一原则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代际公平，将生态治理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既能满足当代发展需求、又能维系生态系统持续供给能力的发展新范式。

（四）核心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¹⁵”。“两山论”揭示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内在逻辑。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存续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失去绿水青山的支撑，任何短期经济收益都将因资源枯竭或生态崩溃而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优质生态本身具备经济转化潜能，通过科学的资源利用机制和产业创新，能够形成生态农业、绿色工业、低碳经济等新型发展路径，使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经济价值。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资源置换，而是依托系统观念实现的整体性变革，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嵌入生态保护标准，以高标准环保倒逼产业升级，形成绿色循环的生产体系。因此，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从“以环境换增长”到“兼顾保护与发展”，到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两山论”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为破解传统工业化路径下的环境困局提供了思想武器。

（五）宗旨要求：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¹⁶”从价值维度看，生态环境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普惠性特质。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安全的土壤并非某一群体的专属资源，而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生存基础。这种普惠性超越了传统公共服务的边界，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当环境污染损害健康时，其影响不分阶层、地域；当生态修复带来效益时，其福祉亦覆盖城乡每个个体。这种特性使得生态治理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民生工程”，要求治理实践必须坚守公平底线，通过制度设计确保生态产品的均衡分配。当人们从“求温饱”转向“求生态”，从“谋生存”迈向“谋品质”时，生态需求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核心尺度。对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将环境质量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六）战略路径：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¹⁷。“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对传统发展逻辑的颠覆性重构，更在于将生态维度嵌入社会运行的核心系统，推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全方位再造。传统发展观将经济增长视为绝对优先目标，通过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实现资本扩张，这种单向度的价值取向导致生态赤字持续扩大。而绿色发展则强调“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辩证思维，将经济活动严格限定在生态系统承载力阈值之内，通过制度设计促使生产消费活动与自然修复周期形成动态平衡，催生出生态农业、绿色金融等新兴业态，使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竞争优势。它既需要科技创新提供绿色转型的技术支撑，更依赖制度创新构建长效保障机制，最终通过每个社会主体的自觉行动，绘就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图景。当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发展便不再是自然界的减法，而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加法，这正是生态文明新时代最根本的文明自觉与发展智慧。

（七）系统观念：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¹⁸”。从大自然内部来看，生态系统并非孤立要素的简单集合，而是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形成的动态网络。各要素间的非线性关联与协同共生关系，决定了治理逻辑必须超越传统机械分割模式，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生命共同体。对此，既要把握要素的独立属性，更要关注其在系统网络中的功能定位，通过调节关键节点的相互作用实现整体结构与功能的优化。从人与自然关系来看，系统观念消解了主客体二元对立，将人类活动视为生态网络中的特殊节点。治理目标不再是征服自然或维持原始状态，而是通过人类智慧干预引导系统向高阶协同演化，实现生态承载力与人类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对此，要构建多主体协同网络，通过政府、企业、公众的信息共享与行为调适，形成分布式决策的智慧治理结构，使生态治理从“机械控制”转向“适应性管理”，从政府主导的公共事务转化为多方参与的持续行动，形成全民共商共建共享的格局。

（八）制度保障：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厉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绿色发展长效投入机制、 科学决策机制、 政绩考核机制、 责任追究机制。¹⁹”。制度作为规范人类行为、调节利益关系的基础性框架，在生态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刚性约束与价值引领作用。当前，制度建设已从单点突破迈入系统重塑阶段，必须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确保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同时，还需以制度创新释放“生态红利”，通过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引导产业结构变革，依托生态补偿制度调节区域利益分配，借助国际合作制度提升全球环境治理话语权，为“美丽中国”建设构筑起兼具稳定性与适应性的规则保障。

坚持用最严厉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其目的在于以法律刚性约束人类行为，通过产权界定、行为规制和利益调节，将环境治理外部成本内部化。法治的严厉性不仅体现为对违法行为的震慑，更强调构建“预防-惩处-修复”的责任闭环，实现惩治与发展的动态平衡。当前，要完善立法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整合碎片化规则，填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专门法空白；要强化执法效能，依托遥感监测、大数据等构建智慧监管平台，完善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实施“零容忍”打击；三是创新治理模式，健全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等市场机制，深化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推动司法判决从单纯惩戒向生态修复延伸。

（九）社会力量：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²⁰”。推动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其必要性源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与系统性特征。环境治理超越单一主体能力边界，唯有通过全民参与破解“搭便车”心理，形成社会共治格局，才能应对环境质量改善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这一过程要求从个体行为习惯到集体行动逻辑的深度转型，将生态保护从政策约束转化为社会内生动力，使绿色转型渗透至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最终实现生态福祉与全民行动的同频共振。对此，要强化生态教育的渗透性，将生态文明融入国民教育全周期，借助各种媒体渠道普及低碳知识，推动“知行合一”；要创新参与路径，利用数字平台搭建环境信息共享网络，通过碳普惠机制将个人减排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贡献，实现个体微观行为与国家宏观目标的联动；要激活社会自组织的协同动力，鼓励企业开放环保设施接受公众监督，依托社区志愿服务凝聚居民共识，形成“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十）全球视野：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²¹。全球生态危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等问题跨越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凝聚共识、深化协作，才能构筑清洁美丽世界的共同愿景。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始终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从推动《巴黎协定》落地到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从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到倡导气候投融资创新，中国方案始终彰显着“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智慧。这种既立足自身转型又惠及全球的行动逻辑，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范式参考。站在文明存续的高度，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绝非可选课题，而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摒弃短视思维、超越利益藩篱，以真正的全球视野推动理念协同、规则衔接、行动共振，人类才能在守护地球家园的征程中续写文明新篇。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破解了传统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更通过制度创新、路径重构和文化革新，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将生态治理升华为了关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文明转型的系统性工程。这一思想的实践进程，正在重塑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图景。

（一）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制度革新与治理模式创新，为解决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提供了系统性方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了生态内涵。其核心在于转变传统发展思路，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前提，构建起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空间管理体系。通过划定生态保护边界、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土地用途管控机制，将生态因素纳入政策评估标准，确保区域发展始终守住环境安全底线。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强化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还通过市场化机制推动生产成本核算覆盖环境代价，引导经济社会向绿色方向转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了多方协作的治理体系：在法律层面完善制度规范，在行政层面明确责任分工，在技术层面提升监测能力。通过建立领导干部生态责任制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形成覆盖规划、实施、监督的全流程管理机制。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等举措，建立涵盖生态保护、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的管控标准体系，推动环境管理从事后治理转向全程防控。这种综合治理模式改变了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局面，探索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推进的新路径，在降低资源消耗强度的同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支撑。

通过构建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我国形成了包含政策环境、制度设计和执行保障的治理框架。在持续完善法律体系与改革措施、强化监督问责确保政策落地的同时，不断培育全民环保意识，重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环环相扣的一体化行动框架。这种制度创新推动生态治理从具体措施上升为文明形态变革，创造了将生态理念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范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开辟了新格局。

（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促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全球生态治理格局，通过理念创新与制度实践的双重突破，为重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这一思想体系超越传统发展范式的局限，将生态治理提升至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高度，主张以整体性思维破解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全球性矛盾。其核心在于打破零和博弈的治理逻辑，倡导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治理新秩序，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从利益博弈向命运共同体转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以多边主义框架凝聚共识，创新性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过深度参与国际环境公约履约机制，将全球治理承诺转化为国内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构建起国际义务与国内法治相衔接的治理链条。这种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既强化了全球环境规约的执行效能，又通过制度性输出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益，推动建立更均衡的全球环境责任分配体系。

在气候治理实践中，中国创造性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发展倡议相融合，开创了绿色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实践路径。通过构建覆盖生态保护、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的刚性约束体系，形成具有全球示范价值的制度模板。在国内治理体系革新基础上，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碳市场机制等创新工具的国际对接，探索建立跨境生态补偿、绿色贸易规则等新型治理机制，为全球绿色经济转型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始终秉持“授人以渔”的合作理念，将制度创新与技术突破转化为全球治理效能。当前，中国正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支点，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型。这种治理智慧的全球投射，不仅体现在具体规则的创新突破，更在于其将生态治理从技术性议题升华为文明演进的根本命题，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文明维度。

（三）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重构现代文明形态的价值内核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文明生态智慧，将生态文明提升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标识，推动人类文明从物质扩张转向生态平衡的价值转向，超越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桎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范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命题，彻底颠覆了传统文明观中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对立关系，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历史性超越。通过将生态环境问题置于人类文明存续的高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新定义了文明进步的衡量标准，使生态安全成为衡量文明质量的核心维度，为人类文明发展确立了新的价值坐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范式，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线性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扩张逻辑，也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单一经济增长导向，而是以生态生产力解放为动力，构建起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文明发展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突破“现代化陷阱”提供了文明跃迁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生态文明纳入全球文明治理体系的核心议程，倡导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责任共担机制，超越了西方环境治理中隐含的生态殖民主义逻辑。通过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际合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了超越文明冲突的生态治理框架，使生态文明成为不同文明对话交融的价值纽带，使生态正义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基准尺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工业文明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主动引领。通过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民族复兴的战略支点，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这种文明形态的革新，不仅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更在于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开辟了文明化解之道，为人类文明形态演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方智慧。

作者简介

郑保卫，山东淄博人，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权，湖北荆州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19AXW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