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保卫，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2010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15年来，秉持国际国内“两路并进，双向使力”的理念，带领团队成员致力于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理论研究与社会推广工作，连续10年（2010年坎昆--2019年马德里）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主办气候传播国际边会，讲述中国气候故事，传播中国气候声音，展现中国气候形象，发挥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科学研究与社会推广相结合的智库型研究道路，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被称为“中国气候传播的领军者”。2018年在受聘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期间，倡建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的学者。
很高兴参加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医药文化与健康传播工作坊。
2024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医药健康促进与教育学术年会上，提出要“借鉴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经验，促进中医药健康传播创新发展”。我认为，中医药传播与气候传播共同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充分体现了二者对生命、健康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关照和理解。在实践上，二者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议题上可以交汇贯通。气候变化通过影响极端天气事件频率、改变疾病分布范围等方式威胁公共卫生，而中医药在“治未病”养生保健、运用非药物疗法及依据节气规律进行个体化健康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能为提升社会气候适应能力提供独特思路和解决方案。
今天，我想与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我们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15年来在气候传播，以及在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以期为中医药界与新闻学传播学界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守护人类健康、促进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的创立及其使命任务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以下简称“项目中心”）的创立及发展历程，是中国学者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主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典型事例。其诞生源自于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一场激烈“舆论战”，这场国际传播领域的舆论较量，促使中国学术界深刻认识到掌握气候话语权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我国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率代表团赴会，为促成大会能够通过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文件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会最终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英国《卫报》等一些西方媒体却连续发表文章“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中国“劫持”了气候大会。这种违背事实的报道迅速引发全球舆论关注，尽管我国政府和媒体作了回应，但在西方媒体精心设置的议程中显得较为被动，失去了舆论先发优势。
这一事件暴露了国际气候传播中严峻的话语权不平等问题，也使一直在关注大会进展情况的我，产生了深深思考：在中国正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如何制定科学完备的传播战略？如何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如何有效把握国际舆论话语权，以更好地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形象？这些“哥本哈根之问”，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0年4月，我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与乐施会共同组建了“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这是我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第一个专注于气候传播研究的智库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气候传播研究进入了有组织、系统化的阶段。项目中心的创立可谓“应时而生，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既是我们对国际气候传播领域舆论挑战的应对举措，也是中国学者主动融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行动体现。
项目中心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明确的使命任务：首先是要打破西方在气候议题上的话语霸权，改变国际气候传播中“西强我弱”的不平衡格局；其次是要向国际社会讲述真实、全面的中国气候故事，传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作为和成效，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第三是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有效的传播实践，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引导力，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些使命任务，项目中心确立了“两路并进、双向使力”的工作理念和实践路径。“两路并进”，强调的是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同步开展。在国内层面，项目中心致力于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推动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通过举办气候知识讲座、开展全国性气候认知调查、制作科普读物等方式，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在国际层面，项目中心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通过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边会等方式，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支持。
“双向使力”，则体现在理论研究与社会推广并重而行。在理论研究方面，项目中心致力于构建中国气候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先后出版了《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中英文）《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绿色发展与气候传播》《从哥本哈根到马德里：中国气候传播研究十年》《新时代中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等多部著作，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2019年，由我在广西大学申报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这是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方面的重点项目，标志着该领域研究正式进入国家主流学术视野。
在社会推广方面，项目中心注重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撰写政策咨询报告、举办媒体培训班、开展典型案例研究等形式，为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传播策略支持。项目中心2012年开展的首次全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被收入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并在当年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获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的积极评价。
自2010年起，项目中心团队连续十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从墨西哥坎昆到西班牙马德里，完整经历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阶段。特别是自2012年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大会设立“中国角”以来，项目中心联合相关机构连续举办了多场气候传播国际边会，为中外学者、官员和民间组织人士搭建了重要的交流平台。通过这些持续深入的国际参与，项目中心成功地将中国学者和民间的声音带入全球气候治理的主流议程，实现了从“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项目中心还特别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中专门设置了“气候传播”研究方向，培养了多位专注于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气候传播策略研究的博士生。同时，项目中心积极推动全国气候传播研究网络的建设，目前已有百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形成了一支覆盖广泛的专业研究队伍。
回顾15年历程，项目中心的创立和成长，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回答时代之问的生动实践。项目中心始终坚持以高站位、大格局来推进气候传播工作，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将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通过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战略眼光，项目中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之路，为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的基本经验
项目中心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若干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深度融合了理论探索与实践智慧，为其在国内外气候传播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提高站位
开展学术研究，绝不能仅仅为了研究本身，必须具备高远的政治站位、宏阔的思想境界和前瞻的战略起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特殊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提出，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这意味着研究工作必须紧扣国家和时代的脉搏，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问题，积极贡献能够解释中国实践、解决世界难题的智慧和方案。气候传播研究尤其如此，它绝非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关乎全球生态安全、人类共同未来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议题。
项目中心自创立之初，便自觉将自身工作置于服务国家气候战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局中谋划，致力于通过扎实的研究和有效的传播，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根本目标在于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全人类共同福祉提供学术支撑和传播策略。这种高站位的自觉追求，使得项目中心的研究工作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二）巧设议题
在传播策略上，理解并娴熟运用“议程设置”理论至关重要。作为传播学中的一个典型理论，“议程设置”被认为是引导公众、塑造共识的有效方法。媒体和传播机构可以通过有选择地报道和强调某一特定议题，影响公众对议题重要性的认知。项目中心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在巧妙设置议题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积极效果。例如。项目中心不仅是“气候传播”概念的最初界定者和倡导者，还概括出“气候·传播·互动·共赢”的核心主题；阐释并坚持“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是关系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理念，为气候传播确立了宏观指向；构建并持续倡导“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推助、企业担责、公众参与、智库献策”的“六位一体”行动框架，为各方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协同努力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坚持并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际舞台上倡导“气候公平与正义”，为气候治理明确了立场和原则；倡导并推动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使气候议题真正下沉到社会基层；提倡并推动“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的融通整合，将“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联系起来，从民生和健康角度拓展了气候传播的视野，吸引了更广泛的公众关注。这些精心设置的议题，有效地引导了国内外舆论，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营造了有利的叙事环境。
（三）讲好故事
传播即“沟通”，而“沟通”的最佳效果往往是通过讲述生动鲜活的故事来实现的。正所谓“传播就是讲故事”，故事讲得好，说明你的传播是成功的。同理，气候传播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故事的能力和水平。我们项目中心特别注重通过收集和讲述具体的生动事例，来展现我国政府和全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这些年我们项目中心系统收集了大量国内外气候传播的实践案例，并在此基础上精心编纂出版了《为气候行动鼓与呼：中国气候传播案例集萃》一书，书中收录了70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气候传播案例，很好地呈现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所取得的切实进展和积极成效。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例通过具体、可感、富有情感张力的叙事方式，将宏大的气候政策、抽象的气候科学知识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故事。例如，被我们聘为项目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他是能源专家，也是气候问题专家。他很善于用亲身经历或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应对的必要性，大大增强了气候传播的亲和力、感染力与影响力。我们还请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大使”，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农民环保协会的河南开封田桂荣女士，在我们举办的“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上，讲述她的环保经历和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受到国内外与会专家的好评。这种以案例为抓手、以故事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使得气候传播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成了连接知识、态度与行动的桥梁。
（四）广交朋友
任何一项社会事业的推进，尤其是像气候传播这样具有全球性和复杂性的领域，都离不开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合作网络，因此，“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成为气候传播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理念和方法。项目中心成立时我们就聘请了时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和原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作为顾问，指导我们工作。赵院长曾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是著名公共外交家。他对我说，你作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一定要用“公共外交”的理念和方法，多交朋友。
这些年，项目中心始终坚持将公共外交理念作为一项一以贯之的工作原则融入气候传播实践之中。我们积极主动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媒体、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各类国际机构建立并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扩展气候传播的“朋友圈”。例如，我们与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等国际知名气候传播机构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共同举办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我跟该项目负责人安东尼教授也成了好朋友；我们还与中新社等单位合作，连续多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边会，既为开展国际气候对话与合作搭建了高端平台，也结识了许多国外气候变化领域的朋友。在国内，项目中心积极与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联动，共同推动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使得气候传播的研究队伍和行动网络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展与壮大。这种“开放、友好、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建设理念，不仅整合了多方资源，凝聚了广泛共识，也为气候传播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真正形成“大气候”奠定了坚实基础。归根结底，只有通过基于科学的传播策略与方法，和富有成效的国际对话与合作，气候传播的理念和行动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进而汇聚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
三、融通“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益凸显。2015年，我从对北京的雾霾，以及国内外一些极端天气引发疫情灾害的观察中意识到，要关注气候变化与疾病健康的关系问题，由此开始思考把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融通整合起来，把“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联系起来。恰恰也正是在这一年，世卫组织开始发布“气候与健康研究报告”，将气候与健康问题列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
今年11月，世卫组织专门发布了一个《2025年气候与健康中国情况》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如极端暴雨和洪水、高温和热浪、不安全的水和食品、登革热等气候敏感性疾病的风险加大等，都会对人口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损害，而如能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降低空气污染的水平，就可以减轻气候变化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影响，避免因此而造成的健康和生命伤害。
2016年底在摩洛哥马拉喀什联合国气候大会气候传播国际边会上，我明确提出要“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以维护人类共同的环境与健康福祉。2017年底，我受聘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兼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后，整合广西大学原有的健康传播研究资源，倡导组建了国内第一家融通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科研机构——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致力于气候与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与社会推广工作。这些年，我们先后举办了5届“气候与健康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了“碳达峰碳中和科普策略研究智库论坛”， 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多份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将健康议题融入气候传播，不仅能使气候问题更贴近民生，还能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行为的响应意愿。
实践说明，将气候与健康传播这两个紧密关联的领域融会贯通，既有理论必要性，也有现实紧迫性。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医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当代发展、现代医学中的“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以及传播学里的“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和“公共传播与协同治理”等，为我们理解这种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中医很早就认识到气候是影响健康的关键因素，例如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理论。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的思维方式，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理解气候与健康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这些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医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示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必须考量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将维护健康视为维系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是社会的自然，生态问题的解决要重视人类劳动的社会实践形式，通过实践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限利润的追逐会导致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从而引发环境恶化并威胁人类健康。这些深刻思想揭示了气候变化及其健康危机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以及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重大决策，内在要求将气候治理与健康保障紧密结合。它为我们从社会制度和发展路径上根本性地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此外，“同一健康”理念强调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以及生态系统健康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应对由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环境挑战引发的健康风险，恰恰需要这种超越单一学科和部门的系统性、协同性思维。“同一健康”理念从操作层面为气候与健康传播提供了框架性指导，促使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农业兽医等多领域在信息沟通和行动上协同合作。
最后，在传播学中，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理论研究表明，将抽象的气候变化与具体可感的健康风险相结合，如热浪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负担加重、气候变化影响过敏性疾病分布等，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气候风险的感知度和行动意愿，使气候问题从遥远的环境议题转变为关乎每个人切身健康的民生议题，从而更有效地促成预防行为和寻求适应性解决方案。因此，气候与健康传播的融通，不是简单的信息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传播理念与方式变革，旨在通过更具包容性、互动性和协同性的沟通与行动，共同提升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整体韧性。
另外，面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这一跨越环境、公共卫生、社会经济等多领域的复杂挑战，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独立应对，必须依赖协同治理方式解决。对此，我们提出了“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推动、企业与医疗机构担责、公众参与”的“五位一体”框架，旨在为气候与健康传播的融通提供了实践路径。
四、传统中医药智慧在气候与健康传播中的应用及其创新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从古至今在保障全民健康方面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中医药健康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健康理念，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气候与健康传播提供独特的概念工具和价值导向。
首先，须树立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预防前瞻观。中医“治未病”思想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这为气候治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必须将关口前移，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在传播实践中，我们须大力倡导“防治未病，守护生态”的理念，强调在生态环境未遭严重破坏时便采取保护措施，进行前瞻性规划和风险管理。这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早期预警和早期行动重要性的认知，引导社会资源更早投入气候适应与减缓行动。
其次，须倡导“形神兼养”的整体健康观。中医药学主张“形神一体”，不仅关注身体的“形”，更注重精神情志的“神”。这意味着真正的健康是身心健康与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的统一。气候变化不仅通过极端天气事件直接威胁生命安全（伤“形”），也通过造成生计压力、生态焦虑等深刻影响心理健康（伤“神”）。因此，气候与健康传播应超越单纯介绍气候相关疾病，更要关注气候变化对社区凝聚力、文化传承和心理变化的整体影响，倡导一种“形神兼养”的全面健康理念。
最后，须坚持“三因制宜”的精准施策观：中医诊疗讲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个性化原则。这启示我们，气候传播不可“一刀切”。在内容策划上，“因时制宜”，表现为结合季节、节气等时间节点进行传播（如夏季谈防暑降温，冬季谈呼吸道防护）；“因地制宜”，要求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和文化特点（如沿海地区关注海平面上升，内陆地区关注水资源短缺）设计差异化信息；“因人制宜”，则需要针对农民、儿童、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及其脆弱性，提供精准的科普知识和行动指南。这使得传播更具贴近性和实用性。
基于以上理念，我们可以在传播实践中探索一系列创新方案。
一是借用“五运六气”学说，进行长期气候健康风险预测。“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医理论中探讨天文、气象、物候等自然规律性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影响的系统理论，它体现了对长期气候规律的深刻洞察。将此学说应用于气候与健康传播，可助力长期健康风险的预测与公共预警。研究者可以分析特定年份或阶段的气候特点对区域多发病的潜在影响，例如，预测某年因“湿气”偏胜，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疾病可能高发。这能为公共卫生系统提供前瞻性的信息，帮助制定更精准的年度或季节性的健康传播主题与防护指南，实现“治未病”的超前布局。这就超越了仅对已发生天气事件的应对，使传播具备更强的战略性和预见性。
二是秉持“药食同源”理念，提供气候适应的生活化方案。“药食同源”思想认为许多食物兼具药用价值，可用于日常调理。这一理念为气候与健康传播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行动切入点。可以结合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特点（如暑湿、秋燥、冬寒），开发并推广一系列贴近生活的食疗药膳方案。例如，在暑湿天气推荐清热祛湿的绿豆薏仁汤，在秋燥时节建议食用滋阴润肺的雪梨银耳羹，等等。将这些方法通过新媒体、健康科普等形式传播，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行动无缝融入公众的日常饮食，使“天人相应”的哲学智慧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生活习惯，增强传播的实用性和接受度。
三是融入“仁心仁术”伦理观，提升气候与健康传播的人文温度。中医药文化强调“医乃仁术”，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生命伦理。在气候与健康传播中融入这一伦理观，意味着传播不能仅限于知识科普和风险警示，更应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 “生态焦虑”、“气候悲伤”等社会心理问题。传播内容应体现对脆弱群体的关怀，倡导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人际互助与社会支持，引导公众在关注地球健康的同时也照护自己的内心。这种充满温度的宣传，有助于培养公众对气候与健康议题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从情感和伦理层面推动其践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更有韧性的健康社区。
（作者郑保卫系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说明：本文根据作者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医药文化与健康传播工作坊是的发言稿扩充整理而成。
中国传媒大学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郑权参与了本文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写作。
文/郑保卫
